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音乐领域的深度渗透，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正经历或即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算法生成旋律、智能辅助教学等技术应用既展现出提升效率、拓展边界的巨大潜能，也引发学术界对音乐本质的深层思辨——当技术工具介入艺术传承，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载体与人文符号的核心价值如何守护？音乐教育场域中技术赋能与人文培育的平衡如何实现？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音乐教育转型，更触及与艺术传承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一些哲学命题。

　　AI时代的音乐教育本质追问

　　进入AI时代，音乐人工智能在创作、表演、教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已引发人们关于音乐本质的深刻思考：“算法生成的旋律能否承载人类情感？技术工具的普及是否改变音乐教育的核心使命？”这也进一步使人们发出一个涉及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的叩问：“如何在时代变革中坚守音乐的本质价值？”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进，音乐教育始终需要回答一个传统的双重核心问题：“怎样的教学实践才能彰显音乐的情感内核与文化基因？如何通过教育活动实现音乐价值的有效传递？”这构成人工智能时代音乐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根基。美国音乐教育家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提出“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核心命题，强调音乐的本质在于人类情感体验的不可替代性。这似乎为当下反思AI技术对音乐情感传递的冲击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对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思辨，始终扎根音乐教育实践，已形成了绵延的传统。在古代乐教中，孔子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确立音乐的人格塑造价值；“乐与政通”思想则带来“技术服务育人”的原则。《乐记》中“乐者，心之声也”的论断，明确了音乐及其工具理性需传递基于“天地之和”的精神内核，划定了音乐工具理性与本体性的边界。艺术教育家刘质平的“技术与人格并重”实践，实现了技巧训练与“真善美统一”的人文融合。音乐史学家廖辅叔“器以载道”的伦理观，强调了技术载体服务于文化表达。音乐理论家修海林对“口传心授”的阐释则揭示了音乐作为人类情感与文化活态传承的本质。这些思想共同构筑起一个核心立场：技术创新的价值在于强化而非削弱音乐的情感育人与文化传承功能。这为AI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提供了深层伦理指引。

　　AI应用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教育变革的新型社会生产力，正从价值内核到实践形态全面重构音乐教育的发展谱系。义务教育阶段的智能乐理教具突破资源壁垒，让偏远地区的学生能通过实时纠错系统获得均等化的基础训练；高校专业教育中，AI声学分析与作曲辅助工具成为创作思维的“延伸器官”，实现复调结构可视化解析与跨风格素材智能重组；民族音乐数字化传承平台更是通过动作捕捉技术，精准记录非遗传承人演奏时的指法细节与肢体韵律，破解了传统“口传心授”中身体经验难以留存的传承难题。2022年版音乐课程标准中“核心素养”框架的落地，通过将审美感知的细腻层次、艺术表现的情感张力、文化理解的深度、维度转化为可视化评估指标，使抽象的素养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测的教学目标，为以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撑。

　　AI技术更深刻重塑了音乐教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传播机制。这种传播变革催生了教育主体关系的范式转换：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学习设计师”，在AI完成基础知识点讲解后聚焦文化内涵的深度引导；学生则从“被动接受者”成长为“主动探究者”，借助AI工具自主开展音乐实验与创作尝试。AI技术正深度融入音乐教育各领域，通过场景化应用推动价值体系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生产力进步引发的教育关系重构暗藏技术异化风险——当算法推荐主导音乐审美取向时，教育必须强化对多元文化价值的主动引导，通过课程设计守护审美多样性，防止技术理性导致的审美单一化倾向。

　　多领域协同的音乐教育生态重塑

　　音乐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在音乐教育中的有限性源于一个根本矛盾：人工智能的核心逻辑是把知识变成明确的、可编码的规则，而音乐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因为那些最珍贵的特质很难用固定的规则来定义。这种矛盾不是技术不够先进造成的，而是音乐的人文属性与纯技术工具理性之间的天然差异。这种差异性体现在音乐教学实践的三个关键维度上：一是情感传递的“说不出”困境；二是文化传承的“筛子效应”困境；三是创造力培育的“跟着程序走”困境。

　　基于技术工具理性与音乐教育人文属性的内在矛盾，构建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相平衡的教育新生态势在必行。这需要从实践层面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整合不同教育场景的特性需求与音乐教育的本质诉求，我们可以从分域施策的技术应用策略、哲学引领的教师发展模式、伦理嵌入的评价体系革新三个维度推进音乐教学创新改革。

　　首先，分域施策的技术应用策略需针对不同音乐教育场景的特性提供方向指引。义务教育阶段聚焦基础工具的本土化适配，鼓励教师团队结合地域音乐资源开发智能辅助素材，形成“技术工具+本土内容”的灵活模式；高校专业教育侧重分析工具与人文阐释的结合，支持师生围绕专业课程需求探索AI在乐谱分析、音响模拟等环节的辅助边界；家庭音乐教育倡导轻量化技术应用框架，为家长提供技术记录再到情感引导的互动思路；社会音乐教育强调建立教育属性优先的筛选标准，引导机构探索技术传授与文化传承的融合路径，具体方案由各领域实践者自主研发优化。

　　其次，技术工具的有效落地离不开教师的专业转化能力，需要将音乐教育哲学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能力培养方向。在认知层面，明确AI作为辅助工具的定位，强化教师对音乐情感与文化本质的坚守；在能力层面，建立“技术应用反思机制”，鼓励教师收集整理教学中AI对音乐内涵的误读案例，形成本土化的应对经验；在实践层面，推动“人机协同”教学范式探索，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自主设计技术介入的时机与方式，实现工具理性与艺术灵性的动态平衡。

　　最后，构建兼顾技术优势与人文价值的多元评价框架。这是保障音乐教育生态平衡的关键。量化维度保留AI在音准、节奏等显性指标上的客观评估功能；质性维度突出“情感表达”“文化理解”“创造力发展”的核心地位，评价标准与实施方式由教学团队结合学科特点自主制定。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音乐教育从“技术应用”到“价值重构”的转化。这一过程中，音乐教育哲学传统与技术有限性认知提供了根本遵循——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育的核心使命始终是通过音乐传递人类情感本质与人文价值。未来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终将体现为技术优势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因此，我们应在守正创新中完成音乐价值的时代重构，为建设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体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儿童歌舞剧百年发展史研究”（22BD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区域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