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考古耕耘，一座大墓的开启，不仅让身兼帝、王、侯多重身份的刘贺从历史迷雾中走来，更带来了一场更新学术界认知的汉代文化集萃。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十周年之际，关于海昏侯墓简牍的一系列首次发现再次引发学术界关注。这些首次发现，正通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逐渐勾勒出一幅远比以往认知更为丰富的西汉社会与文化图景，填补了多项研究空白。

　　发现西汉古本《诗经》

　　学派归属成谜

　　2015年，随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棺椁的开启，数量惊人的简牍重见天日，但其保存状况却让考古专家心头一紧。“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795枚，但基本上没有完好的，比较完整的不到1/10。绝大多数简已残断，属于濒危级文物。”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10年前，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第一时间赶赴发掘现场，接手了这批简牍的清理、修复、保护工作。面对这批“命悬一线”的国宝，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迅速展开。方北松告诉记者，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目前已完成约70%的修复，预计到2026年，所有简牍将完成脱水、修复和封护，得以“延年益寿”。

　　正是在这批极度脆弱的“濒危国宝”中，学术界找到了迄今为止出土战国秦汉简中存字最多、信息量最大的《诗经》文本。“海昏侯出土简牍中《诗经》约1200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告诉记者：“其简文明确记载‘诗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这证明它是全本《诗经》，也是我们首次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存字最多的《诗经》实物。”

　　学者们认为，这一发现，直接将《诗经》的实物证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已发现的类似文本如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湖北荆州王家嘴楚简《诗经》、安徽阜阳汉简《诗经》等，数量均在其之下。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于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昏简《诗经》在数量和完整性上是空前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汉代经学原貌的全新窗口。”学者们认为，海昏简《诗经》为学术界深入探究《诗经》的早期文本形态、学术传承脉络以及文献价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实物资料，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海昏简《诗经》的出土，无疑在学术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其学派归属，成为解开汉代经学谱系的关键。汉代传授《诗经》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除毛诗外，其余三家诗说早在历史中散佚。海昏简《诗经》究竟属于哪一家？于浩分析认为，通过保存较好的目录简可知，海昏简《诗经》在总篇数上与今本《毛诗》一致，但在章数和《雅》《颂》的分什编排上与毛诗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肯定“它不同于毛诗”。

　　那么，它是鲁、齐、韩中的哪一家？目前学术界主要聚焦于鲁诗和韩诗两种观点。于浩从多个角度论证说，从训诂来看，海昏简《诗经》与毛诗同源而略有区别，这与“鲁诗与毛诗同源于荀子”的记载相近。从篇次看，它非常接近东汉刻立的熹平石经鲁诗。尤其重要的是，从历史背景看，海昏侯刘贺的老师是鲁诗第三代传人王式，而担任昌邑王中尉的王吉是韩诗传人，担任昌邑王郎中令的龚遂也通《诗经》。史载，三人都曾用《诗经》劝谏刘贺。“作为刘贺的老师，王式是最有可能使用鲁诗教育刘贺的学者。”于浩认为，从现有证据看，海昏简《诗经》属于鲁诗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这一论断最终被证实，意味着失传已久的鲁诗核心文本将重见天日，这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经》学的理解。

　　不仅如此，于浩认为，海昏简《诗经》并非简单的经文抄写，而是一部体例严谨的学术著作。“正文中有随文释训的注解，既有对字词的训诂，也有对文义的说解，还有引‘传曰’解释诗旨。”于浩表示，这部“《诗经》学著作”的出土，使得学术界可以重新审视西汉时期的经学历史，加深对《毛诗故训传》时代、体例的理解，并对《诗经》篇次、大雅分什、汉代四家诗说的异同等经学史上的核心问题带来新的启示。

　　首次发现失传典籍及珍贵诏书

　　为相关研究注入新史料

　　海昏侯墓的简牍，仿佛一座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图书馆，其中不乏早已失传的珍贵典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竹简中发现包含《知道》篇的《论语》残本。经考证，这正是湮没于历史中长达1800余年的《齐论语》。“《齐论语》‘知道’简保存较好，字迹清晰。简头平整，文前留白；简尾处略有残损。该简为墨写隶书，文字端正工整，叠字重复书写，不使用重文符号，文意较为完整……”杨军描述道。这是《齐论语》在失传后，首次以实物形式重现于世，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论语》版本源流与儒家思想传承的激烈讨论。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学者李强在对《知道》篇的研究中，对其中“昜昜”的释义提出了新解，认为是“易易”，即变化之义。他还推测，“曾皙言志”篇描绘的可能是鲁国举行大雩礼前，孔子带领弟子在沂水边进行演习和讨论的场景。学者们认为，尽管海昏简《论语》的完全公布尚需时日，但已足以证明其与流传后世的版本存在出入，为《论语》研究注入了全新史料。

　　学术界将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分为典籍、文书、木楬等类。典籍类简有《诗经》《论语》《礼记》《春秋》《孝经》等。其中，还发现了一批前所未见的文献类型。杨军举例说：“海昏简中的《易占》是占卜类文献，前所未见。”这批约200枚的《易》类文献，为深入了解汉代数术之学和相关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此外，还有《六博棋谱》约1000枚，方技类简约200枚，主要是《房中》。杨军表示，海昏简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广收篇籍的重要体现。

　　除了典籍，海昏侯墓简牍还提供了实证汉代政治与礼仪制度的“活化石”——《国除诏书》。杨军表示，这是继居延汉简中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元康五年诏书》之后，第三份较为完整的西汉诏书，更是在南方地区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汉代诏书实物。这份诏书长约25厘米，即汉代的“一尺一寸”，书写格式为两竖行，文字为汉隶，与文献记载的“尺一诏”完美印证。诏书上众多大臣的署名，鲜活地见证了汉代的公卿会议制度和官员情况，是一份镌刻在木牍上的西汉政治档案。

　　十年，对于跨越两千年的海昏侯墓而言，仅是弹指一瞬。然而，正是这十年的精心发掘与潜心研究，让一个个“首次”破土而出。它们不仅是考古清单上的辉煌记录，更是重新连接我们与汉代文化的血脉纽带。随着2026年简牍保护修复工作的全面完成，以及未来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这座文化宝库必将带来更多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