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也是共享的遗产。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多元共生的客观要求。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在不断交流互动中演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如今，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演进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大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劳曼（Lars Peter Laamann）。劳曼认为，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文明糅杂了多重因素。历史表明，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明能够独善其身。文明存在的意义与旨归所在，是从包容与开放中寻求共识，而非出于某种特定的权力目的而被作为“政治工具”。

　　文明的多维意义与相互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这一概念涉及价值、规范、风俗、传统等内容，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对此，您如何解读？

　　劳曼：“文明”的确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概念，但我们很难用精准的话语去描述何谓“文明”。因为“文明”一词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多维意义上的概念。从传统意义上讲，文明是一个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术语。但如今，文明也与制度、外交政策等挂钩。

　　若单纯从哲学、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待“文明”，会发现一个完美形态的“文明”，即注重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然而，若从制度、外交政策等视角去审视“文明”，就容易将文明过度“政治化”，甚至产生将文明作为“政治工具”或“政治手段”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方面，人类需要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多样性有时也意味着差异与分歧。在全球视野下，应如何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

　　劳曼：的确，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被置于全球语境中去考察。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以及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必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因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与分歧是正常现象。从文明起源与文明演进的角度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就不会持有一种“差异性”或“分歧性”主导文明的观念。

　　应当说，无论何种形态的文明，在演进轨迹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交融、共通之处。不论何种国家、民族或社会所拥有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相似的基本属性、特征、性质——在诞生之初到发展中期尤为如此。例如，都得经历从早期村落形态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转变，都得经历从城市雏形的初步形成到更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脉络中得到印证。

　　全球文明倡议凝聚合作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中华文明注重和谐、均衡、合作等思想相比，西方文明更注重权力与竞争，这源于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的“优越情结”。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劳曼：任何一种文明在面对外来文明时，都有表达异议或反对的权利，但采取打击或打压的手段，显然是冲动而不理性的。这就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人们总是倾向于接纳与自己相似的人，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

　　当面对分歧时，我们可以委婉地告诉对方：“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或我不相信你说的。”然而，若能保持基本的尊重与信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同存异——这才是更为高超的做法。事实上，当我们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去看待文明，就不会将焦点放在差异和分歧上，“文明优越”的情结也不会萌生。

　　可惜，如今一些西方大国经常放大文明之间的竞争特性。一些国际人士固执己见地认为，文明之间的竞争是巩固国家权力的需要，将其作为政治工具，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国际纷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们身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而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视作应对现代问题、化解现代危机的有效方案。您对此作何评价？

　　劳曼：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致力于倡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并以此凝聚全球合作共识，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全球发展需要的美好愿景。中国用自身行动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启发、彼此借鉴至关重要。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世界和平的纽带，更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全球文明倡议是从宏观的全球视野去审视文明的重要主张。这一倡议将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文明演进的崇高目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当学会从过去汲取前进的智慧与力量，而非摒弃过去。如今，得益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正在蓬勃发展。现实已经证明，“文明共生共荣”的潮流势不可挡，必将大于文明冲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