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是孔子整理六经、汉代刘向大规模系统性整理皇家藏书以来逐步形成的文献整理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学问。从国家文化事业层面讲，就是古籍整理事业。我国历史上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都是由国家主导的。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后由国家制定了8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永乐大典》系统性征集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并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

　　儒家经典文献整理出版取得重要成绩。学术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持续发力。北京大学经过近二十年持续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完成了“《儒藏》精华编”全部282册整理出版工程，这是儒家典籍首次大规模系统性点校整理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儒典》230函1816册4789卷，是精选儒家典籍善本宣纸影印的系统工程。浙江大学《中华礼藏》是点校礼学典籍的精品工程。山东大学《十三经注疏汇校》则是继清代阮元以来又一次系统校勘儒家核心经典的宏大工程。

　　二十四史点校修订展示正史整理最新水平。易代修史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如果说儒家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和“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那么二十四史则是中国人民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奋斗史。二十四史点校修订工程是新时代核心典籍整理出版迭代更新的代表性成果。“十四五”期间，《陈书》《周书》《南史》《北齐书》修订本完成出版，展示了正史整理的最新水平。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是陈氏三代努力的古籍深度整理成果，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

　　敦煌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绩斐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高清彩图版陆续出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准的研究底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持续出版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等的出版，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新的依据。利用新技术对已有出土文献进行高清再版和新的考释，如《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已出版五卷，是继裘锡圭主持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之后又一集成性成果。

　　科技典籍整理出版成就突出。我国古代科技取得过辉煌成就，“十四五”期间科技典籍整理出版成就突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已出版七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华医藏》《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等大型文献工程，是对传统科技典籍、中医药典籍的深度调查研究和整理出版成果。姜宝昌《墨经诂林》则是对古代科学家墨子学派的代表作《墨经》诠释的集大成之作。

　　文学总集和名家文集整理出版成果丰富多彩。文学总集和名家文集是古代文化的结晶，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文集展现出古人的智慧与审美品位。陈尚君以多年之功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受到海内外广泛重视。《郑玄全集》《黄庭坚全集》《阮元集》《陈继儒全集》《俞樾全集》《王闿运全集》《夏承焘日记全编》等大家文集日记相继整理出版，是我国文学史、学术史文献整理的最新成就。

　　地方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整理研究和出版成果可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和传统，地方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极其丰富，其整理研究和出版成果可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成果如《江苏文库》《齐鲁文库》《荆楚文库》《八闽文库》《江右文库》《苏州全书》等。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书系》《“雪域文库”系列百卷合订珍藏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藏蒙古文古籍影印丛书》，黄润华、屈六生《满文文献知见录》等，都是这一领域的最新重要成果。

　　古籍普及成果有力推动古典文献的大众传播。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编写《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致力于熔古铸今、激活经典。截至2024年底，该系列图书已出版80种。《典籍里的中国》等大型文化节目以戏剧化、影视化的方式活化经典，有效推动了古典文献向大众普及。古典文献真正从“故纸堆”走进了现代生活，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国务院学位办于2023年正式增设“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专业，为古典文献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科与人才支撑。自2024年开始，“中国古典学”正式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评审学科类目。“籍合学院”等线上平台提供系统课程与项目实训，有效扩大了人才培训覆盖面。“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有效提升了青少年对古籍保护的认知和兴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设立，推动了文献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的深度融合。

　　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古籍整理与研究范式变革。“十四五”时期，技术赋能成为古典文献学的鲜明时代特征，数字资源建设规模与质量跃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原典影像库方面，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超10.6万部（件），联合发布全国古籍数字资源总量超15.8万部（件），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2025年上线的“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集智能检索、自动句读、版本比对等工具于一体，标志着古籍公共服务进入了智慧化新阶段。在整理本数据库方面，中华书局“籍合网”《中华经典古籍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尚古汇典”《典籍整理文献数据库》累计资源量达数十亿字，成为学者研究必备的权威数字工具。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支持下，永乐大典专题数据库、中华礼学文献数据库、中华本草古籍数据库等重要专题数据库上线。“国家古籍数字化资源总平台”（在建）致力于整合全国资源，形成统一服务门户。“全球汉籍影像开放集成系统”聚合全球上百个数据库资源，实现“一站式”检索，标志着资源整合进入新阶段。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引发文献整理革命，OCR与自动处理对版刻古籍的文本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

　　总之，“十四五”时期，我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战略指引下，迈上了高质量发展新台阶。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更通过科技赋能与创新表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展望“十五五”，我们相信，古典文献工作将继续遵循国家战略指引，在全面总结“十四五”经验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为深厚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