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和各类资源丰富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世界中，贫困本不该有容身之所。然而，尽管全球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如今仍有数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冲突、气候危机与不平等让他们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关于缺乏收入以及难以有尊严地生活的多层面现象，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也是中国的国家扶贫日，本报记者围绕贫困的定义与形成、联合国消除贫困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的减贫成就等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多维动态衡量贫困

　　为了理解贫困和消除贫困，人们首先需要了解如何衡量贫困，这能够让人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归入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数量、他们住在哪里以及面临何种问题。文莱达鲁萨兰大学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布莱辛·戈伟申威（Blessing Gweshengw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收入不足或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然而，贫困问题是多维和复杂的。目前，国际上衡量贫困的方法包括贫困线和多维贫困指数（MPI），这些贫困指标尚未充分体现贫困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在戈伟申威看来，贫困应该被定义为缺乏基本能力，即缺少过上良好生活所必需的机会，包括财政、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机会。

　　贫困的衡量标准是动态变化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荣休教授阿曼多·巴林托斯（Armando Barrientos）对本报记者表示，贫困标准在一定时间内会发生变化。许多国家会通过衡量提供最低营养水平的基本商品的成本，再加上获得医疗、交通、教育等服务的预估成本来确定贫困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和消费模式的改变要求定期更新贫困线；此外，地区间成本差异较大的国家也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际访问学者唐迈（Michael Dunfor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衡量方式上。在多数发达国家，贫困线一般被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这条线是确保有足够的收入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或是确定为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的最低收入。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巴林托斯认为，衡量社区或国家一级的贫困发生率需要对人口的收入或消费进行调查，并确定一条贫困线。在实践中，大多数政府会定期进行住户调查，并利用调查数据来评估贫困率。但是，如果调查存在抽样和报告错误，就有可能影响统计数据的正确性；同时，在受冲突影响或偏远地区收集住户调查数据的费用较高，可能导致低收入群体的代表性不足；此外，个体经营者和独立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也很难被衡量。

　　关注导致贫困的结构性因素

　　在唐迈看来，由于贫困是指在富裕程度和生活必需品获得方面的差异，是不平等的反映，因此贫困的原因就是不平等的原因。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贫穷有时被归咎于贫困人口自身，例如在智力、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另一些国家对于造成贫困的原因，更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和获取资源的途径、获得就业机会的途径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巴西国家公共政策、战略和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所（INCT/PPED）副研究员波拉·卡瓦略（Paula Carvalho）则认为，贫困并非主要由个人因素导致，而是源于再生产的不平等和体制结构问题。人们获得土地、教育、医疗保健和体面工作的机会不均等，而不恰当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加剧而非缓解相关问题。福利制度薄弱和社会保障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限制了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的能力，因而，要解决贫困问题就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以巴西为例，“家庭补助金计划”是减少极端贫困的重要举措。此外，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低工资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工人的购买力。而通过设立奖学金和建立新的公立大学，增加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增强社会流动性和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限的经济机会是解释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因素，巴林托斯发现，经济增长缓慢国家的贫困程度高于就业率提高和工资上涨的国家。经济增长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贫困减少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消除贫困的战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较贫穷和脆弱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可以加速减贫。此外，无条件的收入转移补充了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收入，而有条件的收入转移要求受助家庭能够获得初级卫生保健、保证儿童入学。综合反贫困方案就是将有条件收入转移与中介手段结合起来，确保参与家庭能够获得一系列公共支持。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虽然已经对贫困家庭提供了公共支持，但潜在的受益者无法获得支持，因此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来克服对这部分人群的排斥。例如，通过社会工作者等将贫困家庭与能够为其提供支持的机构联系起来。

　　消除贫困任重道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戈伟申威表示，鉴于贫困的多层面性质，其他若干与饥饿、健康、教育、性别平等和气候行动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与消除贫穷密切相关。因此，当前各国的减贫政策已将金融、经济、物质、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方法结合起来，重点关注复原力和包容性，具体措施包括现金转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和乡村地区、反腐败等。

　　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消除贫困的目标，巴林托斯表示，目前的预测表明，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较大。2025年4月，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最新监测显示，全球减贫尚未以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速度向前推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上7.3%的人口将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在人口不断增长的低收入国家，极端贫困问题仍然根深蒂固。

　　唐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原则下，联合国设置的消除不平等、消除贫困等目标令人钦佩，但在应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方面，许多国家既没有工具也没有能力在2030年之前实现相关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体系改革以及联合国的改革如此重要。在戈伟申威看来，多种因素导致贫困持续存在，其中包括继续使用不准确的贫困定义，在消除贫困时没有考虑到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贫困的错误观念或理解，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贫困方面采取孤立的方法，等等。

　　中国减贫经验

　　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借鉴

　　谈及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努力和使用的政策工具，唐迈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公平的社会保障计划以及专门有效的扶贫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规划，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连接贫困地区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高了国道省道技术标准，构建了贫困地区外通内联的骨干通道；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涉及大规模、谨慎和持续地动员人力和资源，以设计和执行个性化的计划，其中包括工业支持、电子商务、小额信贷、基础设施等。

　　唐迈表示，发展经济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就业率。截至2019年底，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国家自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其主要目标是改善全体人民的生计，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有能力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融入全球体系。中国的各级政府有能力有效应对减贫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中国的成就也反映了其社会稳定性。

　　巴林托斯感叹说，中国的减贫成就令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还因为中国减贫举措令人印象深刻。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获得令人惊叹的减贫成就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较早的教育和卫生投资确保人们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中国政府旨在扩大和加强社会保障计划的政策改革，表明了对巩固经济增长和减贫成果的关注。

　　谈到中国的减贫政策可以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借鉴，唐迈表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将人民置于发展政策的中心，这是许多国家所缺乏的理念。不少国家往往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不是具有包容性的长期福祉。此外，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各国国内情况，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就后者而言，相对权力分配的变化、新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更高程度的和平与安全将为发展和减贫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

　　在卡瓦略看来，中国减贫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可资借鉴的是，消除贫困需要长期规划以及经济和工业发展战略。中国的经验表明，减贫离不开经济结构转型，这一过程不是自然发生的，必须由国家进行有意识的指导。因此，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可以用国家主导的经济结构深刻变革来解释。关键的促成因素包括：强大的国家规划能力确保了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协调；通过农村改革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和收入；推动工业化，创造了大量新的高生产率就业机会；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整体生产率。因此，中国的减贫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重组了生产和就业，为人们从低生产率经济部门过渡到高生产率经济部门创造了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