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已82岁，但仍然保持着每日伏案工作的习惯。面对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诸多课题，他四十余年来从未停歇。

　　这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以其在辛亥革命史、社会风俗史以及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研究的深耕者

　　严昌洪与史学的缘分始于一场学术会议。1961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还是本科生的严昌洪聆听史学名家报告后深受启发；1979年，严昌洪考取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的研究生，自此踏入史学研究殿堂。

　　1981年，严昌洪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一文入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0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篇论文对辛亥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被学术界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暗杀活动的一篇佳作。

　　严昌洪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他协助章开沅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以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四维框架构建知识体系，收录词条3000余条。他不仅增补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词条，还首次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全部补充到人物词条中。

　　工具书编纂成为严昌洪学术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参与编纂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全面梳理了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果与脉络。与港台学者合作出版的《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为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论文检索途径。

　　社会风俗史研究的探索者

　　20世纪80年代初，严昌洪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风俗史领域，这一转变不仅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还具有突破传统史学格局的意义。1982年，他发表《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一文，首次将辛亥革命与社会风俗变革结合起来研究，被《中国历史年鉴》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介绍。两年后，他发表《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系统论述了社会风俗的研究对象、特点、功能和方法。

　　严昌洪在社会风俗史研究方面，注重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他1991年出版的《西俗东渐记》，以辫发、服饰、饮食、礼仪为切入点，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1840—1919年间西方习俗在中国的渗透程度进行了细致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是严昌洪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社会风俗的专著，提出了“风俗变迁三阶段论”，系统勾勒了鸦片战争后社会风俗的嬗变轨迹。

　　地方文脉传承的守护者

　　作为武汉汉阳人，严昌洪幼年时的经历让他对武汉风俗的嬗变格外敏感。归元寺的晨钟暮鼓、汉江上的龙舟竞渡，这些鲜活的生活印记塑造了他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捕捉能力。

　　作为地方文化保护的热心人，严昌洪主编的《武汉掌故》系统梳理了武汉“九省通衢”特质下的文化融合。该书自1994年首版以来历经四次修订，成为大众了解城市历史的重要读物。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传统风俗逐渐消逝的现状，严昌洪积极呼吁 “抢救性记录”。他在200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中详细记录了挑水工、电话接线员等旧行当的生存状态。

　　“风俗是社会的‘精神意象’。” 严昌洪认为，一个地方的风俗就是该地人们经过多次重复而固定下来的、世代沿袭与传承的行为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2020年，严昌洪与画家萧继石合作出版《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通过100幅精美的钢笔画配以学术解说，生动呈现了“过早文化”“码头性格”“火炉气候”等极具武汉特色的城市符号。

　　今年初，严昌洪仍在为《武汉文脉》融合出版工程担任顾问。这项计划用10年时间系统梳理武汉地方文献的工程，首期成果已涵盖清代至民国时期武汉的历史地理、文教设施与山水名胜。

　　严昌洪十分重视学术基础工作。他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是多年授课和研究的结晶，分史料概论、近代史料的鉴别、文史工具书等专题，系统讲述了研究近代史应该掌握的文献资料。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晓畅，成为近代史研究入门的重要教材。

　　在史料鉴别方面，严昌洪强调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相结合。他提出，外部考证是研究某一史籍、文献、遗物是否为当时的真本、真物；内部考证则通过发现史料本身自相矛盾、对照其他史料记载、根据情理分析等方法鉴别真伪。

　　“历史学者应该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参与现实生活，参与历史的创造。”严昌洪用四十多年的研究实践着自己的学术理念。随着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提升，他对这座城市历史文脉的梳理与研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