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科研考评机制、期刊评价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困境日益凸显。一方面，硕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后出站及青年教师考核存在刚性发文要求；另一方面，核心期刊版面有限、饱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系及种种所谓的“隐性门槛”制约了发表机会。

　　青年学者“发文难”，究竟是普遍现象还是局部问题？其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学术生态演变？本报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学术期刊编辑与青年学者，试图还原现实并剖析深层原因。

　　青年学者面临的发表壁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对数十年来学术发表环境的变化体会深刻。据她回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读博士期间无需导师署名、没有职称限制，就可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学遗产》等期刊独立发文。而在今天，这类经历已被年轻学者视作“不可复制的传奇”。

　　刘宁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刊物明确要求“导师作为第一作者”方可接受投稿，这种变化已嵌入投稿全流程。“年轻人的学术发表环境明显更加艰难，压力仍在不断加大。”从以往“无门槛”到如今“导师署名+职称限制”的转变，青年学者在学术起步阶段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日益凸显。

　　若说刘宁提供的是宏观观察，那么青年学者的个体经验则更真实地反映了微观层面的挑战。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学者表示，近几年他向CSSCI期刊投稿三次，录用两篇（其中一篇为约稿，另一篇因三个月未获回复转而改投），表面录取率虽不低，但背后是漫长的等待与复杂的修改流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李涛坦言，自己在评上副教授后论文发表才较为顺利，讲师阶段很多稿件甚至在责编初审阶段就未被查看或直接拒绝，连进入外审的机会都没有。“很多时候，你甚至不清楚被拒是因为质量，还是其他因素。”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期刊对作者“资历”的偏好，进一步挤压了青年学者的发表空间。一位身兼科研与编辑工作的青年学者告诉记者，为维持核心期刊地位，不少刊物高度重视影响因子、转载率和引用率，因而倾向于向有“帽子”或高级职称的学者约稿。青年学者在这些方面天然处于劣势，而期刊约稿比例的增加，客观上压缩了自然来稿的版面。

　　并非所有期刊都奉行“重资深、轻青年”的做法。不少刊物通过实际数据展示出对青年学者的支持。某权威行业期刊2024年发表作者34人，35岁以下占比53%，36—45岁占18%，合计青年学者比例达71%；副高及以下职称作者占总人数的66%，其中在读硕博生占24%。该刊编辑部主任强调：“我们看重的是学术水准与文章质量，数据即是最好的证明。”

　　传播学领域某核心期刊亦属“青年友好型期刊”，40岁以下研究者发文占比近一半。编辑部表示：“我们对作者身份不做限制，不强制要求教授、博导署名，也没有针对青年学者的规定。”《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姬建敏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2024年间该刊共发稿669篇，40岁以下青年学者发文357篇，占比53%；2024年这一比例升至67.4%。

　　值得一提的是，“发文难”并非所有学科的共性。某985高校国际关系专业讲师表示，该学科对青年学者“相对友好”，但也承认学校平台和学科排名对发表机会存在影响：“顶尖高校的青年教师投稿阻力通常较小，编辑可能会凭借单位背景对稿件质量作初步预判。这虽不完全公平，却是现实。”他强调，学术发表中被拒稿实属常态，资深学者同样会遇到，不宜全归因于“身份歧视”，“保持良好的科研心态是青年学人必备的素养”。

　　这种学科间差异印证了某权威期刊编辑的观点：“青年学者发文困境需结合专业特点、期刊定位与评价体系进行多维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学术生态中的系统性问题

　　青年学者发文难的背后，是学术评价机制、期刊生存逻辑、学科差异与学者成长规律相互交织的复杂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原社长、《劳动哲学研究》主编何云峰直指问题核心：“青年学者发文难，首要原因不在自身，而是期刊评价体系出了问题。”目前通行的评价方式将作者分层打分，间接鼓励期刊多发“高端作者”稿件，以提升影响因子和转载指标。

　　为提高影响因子，不少期刊采取“减少载文量+主动约名家稿”策略。多位期刊负责人表示，这是在当前评价体系下的无奈之举。刘宁对此表示忧虑：“有关部门曾明确提出，不建议将影响因子作为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主要指标，但现实中其仍主导大部分期刊的运作。”她认为，这种短周期、量化评价更适合理工科，并不适用于人文社科研究往往需长时间沉淀的规律。“盲目追求影响因子，可能导致学者追逐热点、缺乏原创，最终阻碍学术创新。”

　　普通核心期刊持续面临“退出核心目录”的风险，因此更倾向于向知名学者征稿。《文史哲》编辑邹晓东坦言：“现行指标化评价对期刊构成‘生死线’压力。一旦降级，主编和编辑部将承受巨大压力。”相比之下，传统名刊因已有学术声誉，对青年学者投稿更为开放。邹晓东介绍，《文史哲》长期践行“延揽大学者，扶植小人物”方针，近年来更明确将“小人物”界定为博士后、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等青年学者群体。

　　“僧多粥少”也是不争的事实：青年学者数量快速增长，论文产出激增，而期刊版面总量基本固定，录用率自然持续走低。邹晓东表示：“未能录用未必代表‘人微言轻’，更多是严峻比例限制下的结果。”

　　约稿机制可能使学术资源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知名学者更容易获得发表机会，而青年学者则陷入“缺乏成果—难以获得资源—更难产出成果”的循环。有青年学者直言，这种情况不仅削弱学术自信，甚至迫使一些人放弃投稿，长远看不利于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审稿机制的不透明也为青年学者增设了“隐形门槛”。尽管多数学术期刊实行同行评审，但“匿名审稿”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学科壁垒。某期刊外审专家透露，“审稿人常优先推荐自己熟悉的学者”；某青年学者跨学科投稿时，被告知“学科跨度大可能直接被拒稿”。这种审稿特点使得部分跨学科优质稿件难以获得公平评审。

　　青年学者自身也存在一定短板。姬建敏认为，因学术训练、积累和表达能力尚显不足，青年学者的部分成果仍显“稚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统计显示，此类因素约占拒稿比例的35%。邹晓东则提出，部分青年学者为应对考核压力，采用“旧题新作”方式仓促成文，内容缺乏创新，这也是发表困难的内因之一。

　　有编辑提出，青年学者在学术素养上并不逊色，甚至优于部分年长学者。“‘80后’‘90后’研究者普遍接受过系统训练，对前沿理论挖掘较深。”其问题更多在于“内卷”环境下迫使研究选题趋于窄化，以及有时过于功利的学术策略限制了格局拓展。何云峰表示：“青年学者文章选题新颖、关注前沿，只是在写作火候上有时稍欠成熟。”

　　学科特性亦导致发文难度有差异。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等新兴学科对青年学者比较友好，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竞争则异常激烈。新兴学科期刊更关注论文质量而非作者资历，传统学科则因核心期刊数量有限，对资历要求更高。

　　多元协同的改革探索

　　破解青年学者发文困境，需要学术界、期刊界与管理部门共同推动系统性改革。目前已有不少期刊正在积极进行创新实践。

　　一些核心期刊通过开设“青年学者论坛”、组建青年编委会、推出青年专刊等方式，为年轻学者提供支持。《探索与争鸣》连续多年举办“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活动，既缓解了发表难题，也优化了期刊稿源；《文史哲》通过“青年学者工作坊”促进学术互动，近年刊发的多期笔谈均源于此类活动；《齐鲁学刊》则结合专题研讨会组织约稿，汇聚不同年龄段学者，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机会。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学研究”栏目在2025年第1期策划了“作者友好性：学术期刊总编谈”，邀请四位核心期刊主编就青年学者发文难问题展开讨论。这类举措为年轻学人提供了成长通道。

　　审稿机制透明化是提升学术发表公平性的关键环节。何云峰认为，期刊应增强“作者友好性”，平等对待所有作者，不唯身份取文。他建议期刊规范审稿流程，为青年学者提供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同时公开自然来稿采用率、审稿周期及稿酬标准等基本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刘宁特别关注署名机制问题，她建议人文社科期刊借鉴理工科模式，采用“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共同署名方式：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导师作为通讯作者。这种模式既能体现学生的贡献，也认可导师的指导，同时在评价体系中应给予两种角色同等认可。

　　学术共同体的互助同样重要。邹晓东倡议建立“学术友爱共同体”，鼓励围绕真问题开展开放交流，并将过程公之于众，形成良性氛围。还有编辑建议青年学者“两条腿走路”，兼顾国内与国际发表，避免追逐热点，注重长期积累，保持学术定力。

　　从设置青年专栏到改革评价体系，针对青年学者发文难的探索仍在持续。

　　学术期刊需坚守学术质量，同时为年轻人预留成长空间。唯有学界、期刊界与管理部门协同努力，破除“唯影响因子”“唯资历”的桎梏，才能优化学术生态，真正释放青年学者的创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