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不仅在军事上扭转了中国抗战全局，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未来走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彻底打乱了轴心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部署，成为改变二战进程的“东方支柱”，而且极大鼓舞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抗战胜利后，日本学者关注并书写中共抗战史，不仅以微观实证研究考察中共抗战实态和特质，而且强调从国际视野、多元视角把握中共抗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战后初期的中共抗战史研究

　　抗战结束后，日本内外环境发生巨变，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日本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直接影响，一批学者开始重视总结中共革命斗争经验，关注中共及其抗战问题。草野文男、波多野乾一等人逐渐脱离战前“侵华对策”研究模式，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草野文男对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中共的优越性在于：一是面向大众、时代、民主及青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二是一以贯之地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三是党员干部踏实且廉洁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民众信任。波多野乾一认为，毛泽东是“世界第一的中国通”，其核心战略思想不仅扭转了抗日战争进程，更是此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等部分日本共产党员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注重总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经验，为其反战运动和民主革命提供重要参考。如中西功总结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共能够战胜日本，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一切同盟力量，认为中共是“抗战的支柱、团结民众的核心”。竹内好、北山康夫、岩村三千夫、池田诚、福岛正夫等一批汉学家关注中共抗战问题。池田诚从革命史、政治史视角考察了中共抗战历程，认为中共实施“三三制”原则、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识字教育与整风运动等各项政策，不仅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共攻势和日军残酷扫荡，而且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并成为最后对日总反攻的原动力，也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动力。岩村三千夫在把握中国现代史宏大历史逻辑的前提下，考察了中共如何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认为以中共为核心，包括众多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抵抗彻底扭转了抗战全局。

　　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共抗战史研究尚未形成独立、成熟的学术体系，更多从属于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从而影响到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值得肯定的是，不少学者承认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注重分析中共抗战总体策略及成功经验，试图为战后日本民主革命探寻正确的道路，其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为以后深入研究中共抗战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共抗战史研究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尤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极大促进了两国学术交流，日本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抗战史研究，其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专门制定“中国抗日战争史综合研究计划”，中共及其抗战史问题亦被列入重点研究课题。丸田孝志亦承认，“日本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止都是一个热门课题”。这一时期，大久保泰、宇野重昭、芝池靖夫、藤井满洲男等人从中共通史的宏大视野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关系、根据地生产建设及抗日民主政权等问题。如大久保泰分析中共及其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的要因，在于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基本战略，即党、政、军三位一体化，贯彻党对军、政的绝对领导，这是根据地不断扩大、中共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藤井满洲男充分肯定中共抗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抗战胜利为随后的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重要条件。其他学者如野泽丰、藤井高美、石岛纪之、池田诚、宍户宽等人从传统宏大的革命史叙事转向抗日战争史微观实证研究。藤井高美通过比较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不同表现，深入分析中共领导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即以坚韧的意志广泛动员并武装群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时，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及傀儡政权，通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推进民主政权建设，进而实现真正的全民抗战。石岛纪之强调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综合把握抗日战争，而且关注国共两党和其他各党派动向，并以全球视野来审视中国抗战。他充分肯定中国抗战在世界史上的重大意义，认为其将日本拖入战争泥淖，迫使日本与美英开战，最终成为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力量。宍户宽从军事史角度考察八路军和新四军兵力、部署及构成状况，指出中共在抗战期间成功锻造出一支由思想坚定、战斗经验丰富的干部率领朴实勇敢的农民子弟兵组成的、世界上纪律最严明且最英勇的军队，这支军队成为坚持抗战到底，并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由以往主要从日方单一视角书写中日战争史、日本扩张史转向关注中国抗战全过程的通史研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学术体系。

　　后冷战时代的中共抗战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研究经历冷战后期的“低谷期”后逐渐复兴。田中恭子对抗日根据地农村改革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其充分激发了根据地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不仅对抗战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从革命的长期展望来看也极为重要，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今井骏主张从中共党史、革命史、政治史等视角加强中共抗战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与国民党主导的正规战同样重要，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方才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21世纪以后，一批学者加入中共抗战史研究队伍，如田中仁、内田知行、马场毅、三好章、菊池一隆、丸田孝志、高桥伸夫、石川祯浩等人，充分挖掘多国档案史料、应用新的理论方法及视角，激发了该领域的研究活力。田中仁从政治史视角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克服生存危机、重新焕发生机的实态，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通过灵活的政策重塑党政军关系，从而获得“新生”。菊池一隆从军事史角度探究“强国”日本何以败于“弱国”中国的必然性因素，认为中共广泛开展的游击战，擅长攻击日军后方和侧翼，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成功挫败其“速战速决”的意图，使其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丸田孝志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比较中共与国民党、日伪政权在民俗利用战略和象征操作上的差异，即前者以革命斗争为目标、后两者以维系统治为目的，中共成功将“一盘散沙”的亿万民众组织起来，从而取得抗战及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马场毅多角度、全方位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发展及其克服危机的过程，认为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查减运动、增加工资等措施取得进展，从而获得群众支持，并促进了生产、参军等动员体制的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条件。石川祯浩将中共抗战史置于百年党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图景之中，着重分析中共领导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共的核心战略是深入敌后袭击其补给线，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施牵制，进而奠定了中共敌后战场的作战模式，并且极大推动了根据地持续扩展、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从而改变中国抗战全局。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学者从他者视角呈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驳斥了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说法。他们不仅从整体史视角把握中共抗战对奠定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伟大意义，而且从国际视野考察中共抗战如何深刻影响亚洲各民族战后的历史，这为研究和书写中共抗战史提供了新视角、拓宽了研究视野。因此，全面梳理日本学者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进程及发展理路，并总结其研究经验，对于推进和繁荣中共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895—1945）”（22&ZD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