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200年前建立共和国以来，洪都拉斯一直面临着动荡和政治暴力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指出，缺乏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是贫困、环境恶化、种族主义和政治分裂的根源。作为非西方化本土文明过去的建设性遗迹，许多前西班牙时期的文化遗产在19、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毁坏。而本土民族仍然存在的活态文化表现，也正受到单一现代性的威胁——这种现代性没有容纳多元文化和历史观念的空间，它建立在消费主义和生产主义的简单化发展理念上，将所有积累的知识视为必须抹去的过去的象征。

　　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这片土地拥有悠久的定居史。最早的人类遗迹出现在西部的“埃尔吉甘特”岩洞，其居住群体早在公元前9000年就已存在。约公元前800年时出现了第一批定居社会，位于中部肥沃的科马亚瓜山谷，即今日所称的亚鲁梅拉遗址。

　　在洪都拉斯西部，约5世纪出现了玛雅文明的科潘城。此后约400年间，它成为玛雅文化艺术、建筑、数学与天文学知识的顶峰。玛雅人在墨西哥、危地马拉、伯利兹和萨尔瓦多建造了宏伟的城市。这个文明对自身历史有着高度的自觉。象形文字阶梯拥有两千多个象形文字，是美洲大陆上最长的铭文，记述了科潘王国的历史。1980年，这一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9世纪，科潘城被弃，具体原因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下层阶级的玛雅人（工匠、农民、商人）继续在科潘谷地生活了数百年。今天，他们的后裔被称为玛雅—乔尔蒂人，仍保留着由玛雅与西班牙文化融合而成的传统。

　　洪都拉斯北部的其他本土社会，如塞罗帕伦克、库鲁斯特和特拉韦西亚，在某些时期与科潘并存，并在科潘衰落后延续下来。与科潘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似乎赋予女性在公共生活与宗教体系中更重要的角色。从陶器与泥塑中的女性形象可见端倪。

　　西班牙的征服与殖民在洪都拉斯引发了严重的人口灾难。然而，幸存的原住民传承了农业与技术知识，以及他们关于自然与语言环境关系的世界观。这些内容通过丰富的口头传统得以延续。

　　学者指出，在洪都拉斯西北部地区，居民普遍使用三种语言：本民族语言、作为通用语的墨西哥纳瓦特尔语，以及邻近民族的语言。在西班牙人到来时，这些民族还与尤卡坦玛雅人结盟，共同对抗外敌。

　　在中西部地区，村落兴起，可能是亚鲁梅拉文明的继承者，后来自称伦卡族。伦卡人发展出一种尊重自然元素的特殊观念，使他们能够避免严重的环境破坏。他们的山地保持了生物多样性，并发展出多种混合农业系统。伦卡人虽存在内部语言与族群差异，但仍能团结起来抗击西班牙人。加勒比海地区与西部的原住民族群同样为反抗西班牙殖民斗争了十余年。

　　随着时间推移，本土社会的语言多样性受到殖民主义的严重破坏。在西班牙殖民政府及独立后共和时代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本土语言日渐消失。如今，只有数千人仍使用本土语言，而除西班牙语外的其他语言往往遭到污名化。

　　20世纪，美国资本通过香蕉种植园进入洪都拉斯，引入了扩张性、破坏环境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伴随着对前西班牙时期考古遗址的破坏与掠夺。美国资本家走私当地文物，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又一表现。洪都拉斯因此遭受新殖民主义掠夺的后果：国家孱弱，无法抗衡美国商人的私人资本权力，外交政策受制于外部。随后数十年中，许多考古遗址丧失，文物走私增加，对原住民的漠视愈发严重。国家身份的构建尝试排除所有文化多样性。

　　1952年，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成立，旨在保护考古遗产。尽管最初的行动集中于科潘玛雅遗址，之后也扩大了保护范围，但长期预算不足。1984年，洪都拉斯通过了第一部《文化遗产法》，最新版本于1997年颁布。

　　2009年至2022年间，政变与贩毒集团对国家的控制加剧了考古遗址的毁坏。无序的城市化、工业农业生产、与资本利益勾连的不道德学术集团对考古的垄断，以及保护能力下降，使洪都拉斯失去了许多不可替代的前西班牙遗迹。原住民后裔因领土诉求而遭受压迫与迫害。2009年至2017年间，洪都拉斯成为环保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也是当时全球最暴力的非战争国度。

　　直到2022年，洪都拉斯才开始重建国家的进程，并认识到保护多样化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历史学者普遍认为，一个如此激烈地否认自身过去、将历史遗忘、盲目拥抱现代性并摧毁自身痕迹的社会，必然容易沦为社会解体的牺牲品。

　　在当今互联世界，文化遗产与历史意识是集体行动不可或缺的资源。市场力量再强大，也无法独自提出应对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

　　前西班牙时期的本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与今日我们面临的颇为相似：战争、政治暴力、生态危机、偏见与歧视。但它们也曾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延续数百年，建立起和平而持久的贸易网络，适应自然环境而不使其陷入危险，欣赏外来文化与语言形式的知识，并践行相互理解与文明互鉴。在这种祖先智慧中，我们可以找到通向和平与包容发展的未来之钥。

　　（作者系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