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种学术建构的价值。区域研究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由针对全球不同区域（如东亚、南亚、西南亚和东南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组成。这些研究项目得到了大量研究资金资助。这些研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区域研究方法的批评者认为，由此产生的学术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些区域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全球背景。正如肯尼斯·柯蒂斯（Kenneth Curtis）所指出的，区域研究把学者困在“地区泡沫”之中。

　　在夏威夷大学，文艺复兴欧洲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被要求讲授一门世界文明课程。在备课过程中，他摸索出一种研究世界史的新方法。随后他于1982年创立了世界历史学会，并于1990年创办了《世界历史杂志》。本特利认为，历史研究深受“现代中心论”（moderncentrism）的困扰。所谓现代中心论，就是认为现代无法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相比，且现代社会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前现代时期。然而，本特利认为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出发，模糊前现代与现代的界限。在这一视角中，现代民族国家不再是研究的中心，西方也不再享有特权。本特利主张，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应当是“跨文化的互动”。他认为，即便在最早的时代，这种互动也经常发生。他告诉我们：“跨文化互动的过程应当在历史学家，尤其是世界历史学家的研究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只有当我们把这些跨文化互动考虑在内时，才能理解个别社会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更大变化。”因此，理解历史结构和变化的关键不在于仅仅聚焦某一特定地域的历史趋势，而在于研究跨文化互动所带来的转变。这一新世界史的研究主题不同于以往单一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而是包括气候变化、生物传播、传染病的扩散、大规模迁徙、技术转移、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思想与理念的传播、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扩展等不同领域。此外，还可以增加对特定商品贸易与消费的研究，如糖、咖啡、茶、盐和棉花。也有人关注社会制度，如奴隶制或种植园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学科的主要动机之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更全面地关注美国中学生更迫切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各州公立中学历史教师和各州教育委员会认定，美国学生需要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许多州在公立中学课程中引入了世界史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师迫切需要更多学术研究成果来充实教学内容。正如肯尼斯·柯蒂斯所指出的，世界史不能是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过的一切。简言之，这一新兴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公立中学教师的实际需求推动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是自下而上的产物。我自己的经历也反映了新世界史的这一实践性。我在学院获得历史课程教职时，学校只开设了两门“西方文明史”，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学生深陷于西方文化和历史视角的茧房之中。1997年2月，我倡议开设两学期的“世界文明史”课程，作为西方文明史的替代方案。我们系对此展开的讨论恰好发生在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我向同事表示，我们对更广阔世界的认识是如此贫乏，以至于当天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当地一位气象学家去世的消息，而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改革改变了中国的领导人——却被排在次要位置。我的提案通过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尽管我们通过这门课拓宽了学生对世界的认识，但必须想办法教授如此庞大的主题。幸好，新世界史方法的创始人很快编写了世界史的大学教材：杰里·本特利等人撰写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如今已出到第七版。我必须承认，尤其是在教授该课程的头几年，我忙于向学生讲授其他地区的历史，而较少讲述那些连接并改变它们的跨文化互动。

　　然而，教授两学期世界文明史的硬性任务确实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读研究生时，我除了研究过中国，只研究过日本和韩国。但开始讲授世界文明史后，我不得不拓宽视野。我很快就开始学习中美洲和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和南亚的历史。对这些地区历史的了解，使我重新思考一些曾经认为是中国前现代史所独有的方面。结果发现，许多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欧亚文化中。不过，通过对其他前现代文明的理解，我也更清晰地看到中世纪中国的独特之处。这促使我撰写了《中国有中期吗？中国历史中的“中古”问题》，该文于2007年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比较了中国100年至1000年、欧洲500年至1500年、阿拉伯帝国661年至1258年的情况。我发现三者有许多共同特征，使我有理由断言它们都可被称为“中世纪”文明，因为它们都存在分散而破碎的政体、私人庇护关系为重、社会军事化、宗教的兴起等特征。我的结论是，尽管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中世纪欧洲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中国的中世纪仍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新世界史对近来有关中国前现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丝绸之路贸易、物质文化、思想与宗教交流、粟特商人以及外交的兴趣大增。历史学家也撰写了关于外国人，甚至外国医学在中国前现代史中的影响和作用的著作。目前，已有三部学术巨著探讨了茶叶如何把中国与整个欧亚大陆联系起来。外来食物进入中国也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文欣的杰作《君王之路：外交与丝绸之路的重塑》在学术界获得高度赞誉，就体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价值。该著作聚焦于850年至1000年间沿丝绸之路旅行的使节的行程与日常生活。作者文欣认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用途是外交而非商业，沿线国家是小政权而非强大的帝国。作为新世界史研究的范例，该著作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詹姆斯·布里斯特德奖（James Henry Breasted Prize）和亚洲研究学会2025年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China, pre-1900））。

　　因此，新世界史方法并不是试图讲述世界上所有地方与一切事物的历史——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展示文化之间的联系如何通过入侵、朝圣或贸易引发历史变迁。没有任何文化能与世隔绝。人类天生就会迁徙、交换商品、交流思想，甚至传播病菌。正是这些日常的互动，使得旅行者在与他人交往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对方，同时也在互动中被他人所改变。

　　（作者系美国中古中国学会前会长、美东南地区早期中国圆桌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