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记忆，文明是世界共享的遗产。以历史为鉴、以文明为脉，在传承中开拓新局、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是推动人类走向更加包容、可持续未来的根本途径。我们所处的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人工智能正在重构人类的知识生产与认知模式，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宗教冲突、环境安全、贫富差距等全球性议题则愈发呼唤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共同智慧。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与道路选择的根本差异，不仅关乎我们如何解读过去，更关乎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每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皆根植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物质生产实践与初期制度建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通过不断的意义积淀、文化筛选与价值内化，逐渐塑造出独特的“内在逻辑”，即一套深植于精神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结构、行为范式的文化基因体系。这种逻辑构成该文明回应历史变局、进行路径选择的核心依据，也就此造就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现代化进程即是如此，文明的多样性造就了多元现代性。西方文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深刻洗礼，逐渐形成以理性化精神、个体主义意识与扩张性基因为核心的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强调通过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支配，推崇个人权利、自由竞争与私有财产权利，并表现出强烈的制度输出倾向。在其历史叙事中，现代化常被构建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单线向前的发展进程，西方模式是现代性的必然形态，应被所有社会遵守和采用。这种历史观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全球扩散，也给世界带来文化霸权与现代性焦虑等一系列复杂后果。

　　与此同时，众多非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丰富的多样性。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或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具有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转化，即在引入现代性要素的同时，持续回溯、重释并激活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伊斯兰世界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试图重新诠释经训遗产以应对现代议题。印度则在实行西方式民主选举与联邦制的同时，延续并发展了以潘查雅特为特征的基层自治传统，形成独特的复合治理结构。在拉丁美洲，诸多国家基于殖民时期以来欧洲、印第安与非洲文化混合所形成的“梅斯蒂索”身份认同，积极探索一种既吸收社会主义公平诉求，又尊重本土社群主义传统的发展路径，体现出突出的自主特征与实验精神。非洲现代化是一种积极探索内生性发展、注重本土文化韧性并寻求与国际体系创造性融合的混合型路径。东亚现代化道路则以融合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为特征，强调集体导向、教育立德与国家引导，既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稳定，又为全球现代性提供了区别于西方个体自由主义的重要范式。这些案例不仅在实践层面批判了线性史观的局限性，也在理论上确立了多元现代史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特质与中国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中华文明依托辽阔疆域、庞大人口与多元生态，形成高度稳定的超大规模文明共同体。在此框架内，汉字作为极少数沿用至今的古典文字，以形音义一体的结构超越方言差异，维系了文化认同，更辐射东亚，形成影响深远的“汉字文化圈”。在跨文明互动中，中华文明展现出非凡的文化韧性与涵化能力，既保持了主体性，又不断融合创新。儒家伦理与中央集权国家相互耦合，构建起广泛而高效的教化与治理体系，实现了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多重整合。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培育了深沉的文明自觉意识，使其在漫长的演进中始终秉持守正创新的传承机制。中华文明以突出的连续性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存续范式，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东方智慧。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看，中华文明始终在动态发展中维持内核的稳定、在包容创新中实现传统的更新。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在漫长演进中形成的“大一统”政治传统、“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兼顾市场效率与政府调控、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成功的背后，正是中华文明所赋予的战略定力、文化自信与制度韧性。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而非分歧的根源。不同的历史道路，反映了不同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与繁荣等问题作出的多样化解答，蕴含着独特的经验与智慧。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正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承认并尊重文明多样性与道路选择的多元性，真正理解文明传承与道路选择之间的深刻关联，显然具有前所未有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必然，更成为构建一个不同文明互鉴共存、多种发展模式平等对话的人类未来的关键前提。真正的智慧在于深刻洞察自身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不同文明的深厚传承中汲取智慧，从多元现代化的探索中借鉴经验，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

　　对此，历史学大有可为。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作为一门深植于时间脉络中的学问，历史学不仅系统性地保存、阐释与传递文明的经验与智慧，还承载着伦理价值、社会制度、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等核心机制。在中国，从《春秋》的微言大义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追求，传统史学始终强调以史为鉴、明道经世，使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由此得以延续。这种内源性传承不仅维系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韧性与凝聚力，也为理解其独特的宇宙观、政治哲学与人文精神提供了根本依据。与此同时，历史学超越民族或地域界限，担负着传递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使命。无论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是丝绸之路上的工艺技术和文化思想，历史学始终在挖掘不同文明在互动、碰撞与融合中逐渐成形的跨越时空的共同遗产。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学更凸显其作为文明对话桥梁的作用。它通过长时段、跨文明的历史比较与宏观审视，系统挖掘各文明体系内蕴的治理智慧、伦理资源与生态观念，从中提炼出能够回应人类共同挑战的历史经验。它推动人们以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态度看待文明多样性，将文化差异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非隔阂之源。历史学可以塑造一种基于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冲突的文明交往伦理，也为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深厚的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它促使国际社会在回望中辨认彼此联通的命运，在理解中培育共识，从而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秩序。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学依托翔实的档案文献，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告诉人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聚焦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的比较与互动，借助全球史、跨国史、环境史、社会史、医疗史等新兴研究领域，深入阐释不同文明演进的多样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着力剖析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机制与历史效应，并积极探索非西方世界在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全新历史叙事，从而丰富我们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提供深刻历史镜鉴。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我们深知，关于文明传承与道路选择的探讨永无止境，只有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与全球同行交流对话，方能系统把握不同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道路选择的根本差异。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