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就是将韦伯的价值学说引申甚至等同于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施特劳斯与哈贝马斯均持此观点。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韦伯坚信，人们不可能对“应该”有真正的知识；社会科学所能做的仅限于澄清种种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及蕴涵，至于冲突的解决，则不能依赖人类的理性，而只能留待每个个体自由的、非理性的决断。既然每一种价值上的取舍都只是非理性的决断，则纵欲者的生活方式与先知阿摩司、爱智者苏格拉底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就是同样合理的，因此韦伯的这些看法必定会导致虚无主义。

　　哈贝马斯虽与施特劳斯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但他也认为，韦伯在规范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因为后者的立场可概括为：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所作的决断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说明。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韦伯在《中间考察》与《科学作为天职》中考察了两个彼此相关的主题，即根据现代生活秩序，世界既难以从信仰的角度获得伦理一体化，也难以从科学的角度获得理论一体化。随着现代意识结构的出现，宗教和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直接同一性瓦解了。对于韦伯的这一论断，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同意，但他同时也坚持，韦伯所得出的价值多神论表达了意义在现代世界中的丧失，这体现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经验，因而并没有说服力。

　　价值之间不存在相对化

　　可以看出，施特劳斯与哈贝马斯之所以将韦伯置于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行列，一个重要依据就是韦伯所持的“价值冲突无法获得理性的解决”这一立场。这也是学术界给韦伯贴上诸如实证主义（如海德格尔、沃格林、蒙森）、情感主义（如麦金太尔）等标签时，经常会采用的做法。诚然，韦伯确实认为，对某人来说是上帝的东西，对另一人来说却可能是魔鬼，但他明确否认了自己的立场是相对主义。相反，他倒是曾经抱怨过，这一立场所遭遇的最严重的误解之一就是被解释为“相对主义”。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也证明了在韦伯这里，价值冲突模式依赖于价值绝对论，因为每一个独立且相互自我区分的价值领域——也就是“诸神”——均有其无条件的有效性要求。个体无法忽视这一要求，而只能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亦即韦伯支持价值冲突论，却不能因此而轻率地置其于“相对主义”的行列。

　　实际上，韦伯否认了在各种价值之间存在相对化和妥协。他很清楚地说道：“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一种屡见不鲜的观念：通过对不同的评价相互之间作出权衡和在它们之间作出‘政治家式的’妥协，就能走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道路。‘中间路线’不仅与‘最极端的路线’完全一样是用经验学科的手段无法证明的，而且在评价领域，也许恰恰是它在规范上最不明确。它并不属于讲台，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办公室和议会。”对他来说，最本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肤浅恰恰在于：人们总是回避在“上帝”和“魔鬼”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韦伯也强调，在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的讨论中，“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也不必然导向对他人立场的认可。相反，它倒可以使人认识到人们是不一致的，也可以使人认识到为什么以及在何处产生了这种不一致。作为社会科学家，他得出了价值多神论或价值冲突论的推论，却并不代表他支持相对主义，更不代表他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同等理性的。

　　科学作为天职

　　在这一问题上，“天职”观念集中显示了韦伯对于相对主义的批驳。“天职”只可能是命令，而不可能是劝告，这种观念摒弃了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与劝告的做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对他来说，这是现代人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命运。“命运”是不容回避的，“命令”则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因此，当一个必须成为职业人的现代人又自觉地以科学作为自己的天职时，他也就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担负起了科学这一天职所带来的义务，即坚持知性的诚实。韦伯特意强调，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却想用软弱的相对化论调来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逃避知性的诚实。那些为了宗教皈依而牺牲理知的人要比讲台上的先知更好，因为后者未能了解到，学者唯一的德性就是知性上的诚实。在积极的宗教行为中需要“牺牲理知”（Opfer des Intellekts），而以科学为天职的学者则没有“牺牲理知”的权利。由此，我们再次看到，通过将科学作为天职，韦伯恰恰驳斥了那种将一切价值相对化的立场。

　　在这一点上，韦伯与施特劳斯有着让人意外也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相通之处。与施特劳斯所理解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一样，在韦伯这里，作为天职的科学也是一种兼具冷静与激情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冷静”意味着要将知性的诚实作为自己的职业“命令”，并（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拒绝任何不能证明的启示。在知性的诚实的名义下，科学宣称自己为理智地思量世界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一切人格性、伦理性资质的贵族主义。另一方面，“激情”则意味着作为天职的科学也是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激发着的生活。韦伯还特意反驳了一种常见的说法，即科学只需要冷静的理智，而不需要灵魂。相反，他重视灵感的作用，甚至将之比作柏拉图所说的“迷狂”。在他看来，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他一方面叹息，我们已经与完美人性的时代诀别了，而只能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人；另一方面却又煞费苦心地为科学工作加上了“灵魂”。这恰恰表明，他相信，科学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对韦伯来说，“人格”要想实现，只有一种途径，即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在科学的领域中，也唯有那纯粹地向具体事情献身的人才有人格。这也表明，当韦伯将科学作为一种天职时，他的立场不能被还原为相对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社会学研究”（21BZJ015）阶段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