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来，儒家学者对佛、道资源进行充分吸收，一方面尽可能将内心平静、“胸中无滞碍”的洒脱境界吸收进儒家的心性论和工夫论中，扩大以经世致用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引进了具体的修养工夫，如静坐、调息等，结合个人的修养实践与反思，以求深化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内涵。动静问题贯通于宋明理学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诸环节之中，同时涉及儒家与佛、道在思想旨趣和修养目的上的根本区别。王阳明与其弟子对动静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和传统中展开的。

　　静坐作为一种修养方法，在宋明理学家当中引起过许多讨论。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陆九渊谓“学者能常闭目亦佳”。具有强烈理性主义倾向的朱熹也认为“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明代陈白沙的修养方法亦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

　　王阳明早年颇得益于静坐工夫。《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居龙场时，动心忍性，“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典型的静坐见心体的工夫。在滁州时，阳明以静坐教诸生收敛心思，对治专务于外的弊病，并提倡在静坐中发动本有良知，将潜藏的念头一一提出来加以反省。但是，阳明仅把静坐作为一种入门工夫，不以静坐中的神秘体验为其修养目的。滁州教人静坐之后，诸生“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因此，阳明很快转以“存天理去人欲”“必有事焉”工夫教人，强调人要在事上磨练。静坐带来的无纷扰状态，使得存理去欲、涵养心体更加容易。如果因静坐而喜静厌动，忽视存理去欲的工夫，人欲反而可能潜伏在虚静之中。后期提出“致良知”教法后，王阳明将一切工夫收归于此，不论动静、有事无事皆以致良知为准，“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

　　陈来教授认为，在宋明理学中，不少精神修习的方式只表征意识或心灵的意向、状态的某种形式特征，不包含具体的道德内容和规定。静坐就是这样一种修习方式，因此佛、道可用，儒家亦可用。阳明提出“致良知”收摄一切工夫后，对求静工夫的反思也走向成熟。在“致良知”工夫中，循理与不动心不须分作两个功夫，循理即能心静，二者是一个工夫的两面。

　　佛、道吸引儒家士大夫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承诺提供超离世俗烦扰的洒脱心境，而王阳明认为，学者如以求静为目的，不惟求不得，更将失却儒家宗旨。佛、道以超离世累为目的，有意求静，是出于一己的私心。有此私心，虽是槁木死灰亦不能宁静。其中，道家求静以完养身心为目标，而阳明反对以养生为学问目标，因为养生缺乏儒学所强调的道德内涵，“无主于中”，不主于理。阳明主张以养心来养身：以存天理彰明此心本体，不使人欲遮蔽之，就是养心；在本心的主宰下，修养活动才能达致身心的宁静。心即性，即天理；作为天理的性与作为知觉的性不相分离，养得本心完全才是养身。

　　养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心静，即心不受私欲、杂念的干扰。心体本具有“定”或“静”的特点，作工夫就是复心之本体。复心之本体的方法是一循于理，循理则心静。静非不思虑、不知觉，而是“动亦定、静亦定”的“定”。循理的修养工夫，使儒家的“静”与佛、道的“静”区别开来，也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孟子的“不动心”问题。弟子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何以异，阳明答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集义”就是“必有事焉”，时时存天理去人欲，存理去欲自然勿忘勿助。孟子的工夫，是动时、静时皆集义，令此心常充实于理，所行无馁歉于理。告子不知仁义皆在此心，不能集义，只把捉得气定，气定之下潜伏着人欲。佛、道不讲天理，以寻求气定或心虚为最终目的，气定受人欲的支配。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集义工夫达到不动心的境界，此心合于天理而达到“心安理得”的状态。这才是养心的最高境界。在此意义上，儒学本来就包含了佛、道所追求的洒脱心境。

　　心体不动，是阳明解决动静问题的理论出发点。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心、性、理是从不同层面对良知的称呼；动、静是际遇或状态的不同。良知本体无动无静，遇动时、静时皆是“定”。有事与无事是个体外部遭遇的动与静；寂然与感通是心之本体与发用造成的动与静。这些都无损于良知“定”的本性。心定而达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结果是：良知与流行造化一般，作为生生的根源，自然运动不息，而流行之中心一于天理，总是处于“定”的状态；心之循理保证了天理的自然展开，生生不受歪曲和阻遏，达到“动”的理想状态。

　　寂然与感通涉及已发与未发、体与用的问题。阳明认为，“寂然不动”是说心体未与物相接时，思虑没有运用，没有产生具体的念头；“感而遂通”指心体与物相接，思虑运用一触而发，念头的产生与消失都不受阻碍。寂然、感通是心体发用与否的不同状态，寂然无损于感通之灵动，感通无损于寂然之空净，都有赖于心体本来的“定”。心只是一心，而有寂然与感通、已发与未发之别，这亦是动、静之别。

　　阳明关于动静问题的观点是“动静合一”。陈九川作功夫觉心有内外，打不作一片。阳明认为，心无内外。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动静工夫。四句理中“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格物”的对象是意念所在；格物就是正念头，“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因此，格物工夫就是随事存理去欲，复全此心本体之正。不可说应事接物是“外”“动”，静坐涵养是“内”“静”，各立一个专门的心去照管。心既能应事接物，也能涵养省察，因此不能用具体的动静、内外来支离它。

　　阳明门人提出，作工夫时不能摒绝念虑的产生，愈求无念而愈觉念头纷扰。起不起念头是动静工夫中的一个具体问题。阳明认为，人生“实无无念时”，念头不可能完全屏息。即使是在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作戒慎恐惧的工夫，亦不是无念而静。戒慎恐惧工夫本身就是念头的发动，不过与日常念头相比，戒慎恐惧之念是本体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心之本体流动不息，静而非静，动而非动，正如天地造化一样。因此，人心必然不断地发为念虑，强求无念是不可能的。只可作正念头（格物）的工夫，念念存理去欲，不可作专求宁静无念头的工夫。

　　动、静又与人的知觉有关。有门人问伊川的《答吕学士》。吕学士认为静时有知觉，伊川则认为有知觉即是动，不可言静。阳明对伊川的回答予以肯定。门人对此的理解是：“伊川所谓‘既有知觉，却是动也，如何言静’正是说静而无静之意。”门人对阳明的理解是准确的。良知的本性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它不仅有自知自觉其善性的德性明觉，也涵盖了视听言动的闻见知觉。良知的定静不仅不会断灭视听言动的知觉，还有利于视听言动的合理发生。因此，心体不动不等于无知觉，无知觉的是不能视听言动的死物。知觉与念头的问题反映的是良知动静合一本性的两个侧面。正因念虑不可屏息，心的理想状态就是良知本体自然发为念虑而又不滞于念虑。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