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悠悠，古今相望。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表明，文明从不是孤立或封闭的存在。文明对话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多维互鉴；不是文明优越性的较量，而是智慧共生性的交融。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为破解现代性难题、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迪。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今天，不同文明加强交流的共同愿望与心声愈加凸显。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Kostas Gouliamos）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魏颖琦/摄
9月12日，在京举行的首届世界历史学前沿论坛现场，本报记者专访了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Kostas Gouliamos）。古利亚莫斯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的坦诚意愿与友好态度表示高度赞赏。他表示，文明交流互鉴糅杂着社会、情感与文化的多维因素，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倾听不同文明彼此的声音，是汇通中西、照见未来的必由之路。
超越文化边界的智慧共振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虽形态、特征、属性不同，但在人文主义和道德观念上有着深刻联系，在价值理念、哲学传统等方面交织交融。对此，您如何评价？
古利亚莫斯：从时空视角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从哲学或伦理维度观察不同文化间的共性。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虽起源不同，但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二者均强调道德、秩序、和谐等。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共鸣，揭示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共性：尽管不同地域的文明形态各异，但对于宇宙起源、世界本质、生存法则等有着共通看法与共有观点。这是一种超越文化边界的智慧共振。
从哲学视角来看，“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植根于儒家思想体系，也可以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寻到影子。尽管这两种文明形态在历史长河中未曾直接交汇，但都揭示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秩序、个体价值的共同追求。
在此，我想提及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充分激活了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基因，使各国重温古丝绸之路的遥远记忆，并更为深入地认识到其给早期人类文明带来的益处，为破解当代文明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古丝绸之路上，人们不仅交换产品，还交换思想、知识、情感。因此，我们从过去中学习，以便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们的未来，这至关重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文明倡议是新颖而独特的，它搭建了一座连接不同文化与文明的桥梁。同时，全球文明倡议也代表着一种概念、一种工具，它引导整个世界走向更为可持续的和平之路。为了实现这一进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为人类利益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不同文明虽扎根各自土壤，形态各异，但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交叉与重叠。您认为，人类思想的共鸣是否可以跨越时空？
古利亚莫斯：的确，文明的交织是一种联结状态。以我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学为例，我始终认为美学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审美的价值具有普遍性经验，能够跨越文化界限。以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实践为例，几年前受邀为师生举办美学专题讲座时，我谈到，艺术的力量在于其超越国界的能力。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到欧洲现代艺术运动，艺术一直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互通的媒介。
我也曾经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对比分析。二者虽有各自独特之处，但也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美学强调生命、能量、平衡，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毕加索及其同时代的艺术家也承认，他们在20世纪初期开创的抽象表现主义理念，实际上根源于中国艺术传统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学者认为，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更强调理性主义，理性主义道路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明演进史。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古利亚莫斯：理性主义的概念的确影响了西方哲学，也影响了西方政治。然而，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世界充满了“工具理性”，即追求“效用至上”，为人的某种功利性目的服务。
“西方文明优越性”被强加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文明自认为比其他文明更优越，并试图主导世界。您如何评价甚嚣尘上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
古利亚莫斯：所谓“冷战思维”“单边主义”或“文明优越论”等概念，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文明对立来威胁世界和谐与和平。至今，西方文明仍保有着深刻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基因，并通过多个维度构建起文化霸权体系。早在冷战之前，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就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概念强加于世界。我坚决反对这种论调，因为西方文明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虚构叙事。
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提“西方文明”的入侵模式——这种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根基的文明形态，通过侵略的形式，被扩张到了海外各地。许多学者不知晓的一个事实是，黑格尔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现代性殖民提供了理论外衣。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由于德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18—19世纪的欧洲哲学环境，因此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方法论的影响。直至今天，不少欧洲哲学家依然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其他国家。
马克思是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论的思想家之一。这也是为何当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他写了很多文章，指责资本家并揭示了带来殖民罪行的西方势力，其中包括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谴责。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人总是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回望自己的过去，并从中汲取经验。您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古利亚莫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独有优势，也是促成中国显著成就的重要因素。今天，中国社会的卓越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融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源深植于5000多年文明积淀，并非简单复制他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也始终追求普惠性发展，并着眼于全人类福祉。
一直以来，中国人民尊重并乐于接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并使之适应所处的当下变迁。文明的演进是不断延续过去的进程，这一点在中华文明身上尤为突出。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余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其传统、哲学与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依然保持深厚底蕴。应当说，中华文明独有特性塑造了传承与影响力的内在逻辑。受到“道法自然”思想的启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构成了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西方国家，将传统贬低为落后、过时，因而加以摒弃。对此，您如何看待？
古利亚莫斯：这种态度在不同国家甚至人类学层面都存在差异。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冷战时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确有一种思潮试图与传统割裂。我认为这种历史认知存在根本性误解，因为构建现代性不一定要以“否定传统”为代价。后现代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其解构传统、消解宏大叙事的激进姿态，是一种认知失调与文化认同偏差。这也是我们讨论所谓“西方文明”命题的内在矛盾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世界面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深感不安。除了一些舆论手段，还发起了包括经济遏制、贸易制裁、技术管制等措施。您认为美国采取这些策略的原因是什么？
古利亚莫斯：美国采取对华遏制策略来自美国对自身实力的恐惧与忧虑，这种恐惧与忧虑本质上源于美国内部的系统性危机。除了在国内制造“恐惧文化”，在国际层面，美国将这种“恐惧文化”向各国扩散、传播。今天，美国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都处在深度衰落状态。清醒的人士都可以看出，如今的美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存在诸多隐患与问题。但美国政府极力否认这一点，试图掩盖其社会内部矛盾。美国只是想向世界证明美国并未衰落，也从未衰落，并不惜采用一系列武断的政策来扭曲中国形象。
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由来已久。伦理原则已深植于人民心中。这个国度不仅承载着智慧，更以道德为根基。智慧与伦理的交融，正是应对复杂文明挑战的关键。中国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治理哲学，从儒家“仁政”思想到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强调“德性”对于治理的重要性。中国的外交原则与政策深深植根于5000多年文明积淀，这种历史纵深赋予中国独特的外交智慧。今天的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友谊与合作：
文明相处的心灵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开幕式上提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全球文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全球供应链让各国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可否请您解释这一点？
古利亚莫斯：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数字化技术生态体系要求我们必须以审慎态度拥抱技术革新，同时坚守应有的价值观念。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强调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创新性全球倡议将人工智能发展与21世纪需求相结合。如今，在一个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警惕技术滥用风险。最后，我想提及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共同主编的《“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英文版）（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st, Present, Future）一书，已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推动跨文化互鉴，重现古丝路精神。我始终相信，友谊与合作将是不同文明相处的重要心灵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5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