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思想与老子思想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老子对商鞅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层面，这与商鞅的政治家身份以及商鞅的《商君书》出于变法的政治诉求恰好一致。商鞅思想的核心是法治，围绕着对法的论述，商鞅批判仁义礼乐、主张愚民，都受到了老子的影响。此外，商鞅法治思想中的无为因素，也受到了老子的影响。

　　老子以道为宗，认为仁义礼乐皆是对道的背叛，这种背叛最明显的体现，在于对道之无为属性的舍弃以及对有为的痴迷。为此，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批评仁义礼乐的有为特质，对于夏商周三代之礼，更是批评其为天下祸乱之根源。由批评仁义礼乐入手，老子进而批评孝慈与忠贞等道德，认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他指出，孝慈与忠贞不但不能救治“六亲不和”与“国家昏乱”的局面，反而凸显了家庭与国家的悲剧。由此，老子希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通过放弃仁义圣智等回到道，并赋予圣人“不仁”的特性。 

　　商鞅以法为宗，像老子一样否定仁义礼乐。不过，老子否定的是三代以来的礼乐以及包裹在礼治之中的仁义道德，而商鞅否定的则是为儒家所阐扬、成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义礼乐。这是二者的不同。商鞅从法的维度审视仁义礼乐与忠信辩慧等，认为这些都是国家贫穷、灭亡的原因。因此，他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这是说，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乐之类是祸害国家的根本，统治者如果用它们治国，则国家必将弱小、贫穷，既不能保家卫国、守住疆土，更不能攻占敌国、壮大自己。反之，统治者如果废弃、打击儒家仁义礼乐之类而用法治国，则国家强盛、富裕，民众注重农耕和作战，既能坚守边防，捍卫国家利益，又能攻城略地，占领、兼并敌国。

　　对于仁义，老子没有丝毫认可。可是，从老子“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文字来看，在仁义与礼乐之间，老子认为礼乐之害处甚于仁义之害处，比较而言，仁义似有相对可取之处。商鞅虽然批评仁义礼乐，但是，受老子影响，对于仁义也还是有一定的肯定。他认为，仁人义士只能自己践行仁义，而不能使他人具备仁义并且践行仁义，因此，仁义的价值限定于仁人义士，不可以推行于天下，仁义不可能成为治理天下的法则。

　　老子“愚”的思想包括圣人之“愚”与民之“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认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圣人“愚”而常人“智”。联系老子所言“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可知老子所谓的“愚”，指得道者内心的纯朴自然，这种纯朴自然犹如婴儿一样。基于老子所云“复归于婴儿”即“复归于朴”，可知老子之“愚”也可称作“朴”，也是人之初的真朴状态。由于“愚”是得道的象征，老子希望圣人治理天下，使民也“愚”。因此，老子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是说，圣人治理民众，就是让民众放弃“智”而走向“愚”，也即放弃奸邪、狡诈，返朴归真，归向道。

　　如何由“智”而“愚”？老子提出“绝学无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说，要抛弃已有的礼乐文化知识，从而破除因礼乐文化知识所造成的“为道”的障碍，最终因得道而“愚”。

　　商鞅像老子一样，也强调“愚”，因而也有“愚”的思想。不过，老子之“愚”涉及圣人和民众之“愚”，而商鞅之“愚”只涉及民众之“愚”。这是由商鞅对“愚”的解读所决定的。商鞅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朴则强”。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主要就是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要民众“愚”；民众只有“愚”，才能积极主动地从事农业生产，才能安居乐业而不外出。这样，民众勤劳富裕，国家才会由乱而治、由弱而强。至于如何使民众“愚”，商鞅提出“不贵学”“不好学问”“民壹”等，要求国家不提倡学问，不看重学问；要求民众不爱好学问，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关键是，商鞅所谓的“愚”是指愚昧，而不是纯朴。

　　老子的以道治天下，其实即圣人的无为而治。关于无为而治，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认为，无为包括不为、不言等，从圣人与万物的关系来看，无为也就是顺应万物而不加干涉。对于无为而治，老子还有非常形象的说法，“治大国若烹小鲜”，意即不要轻易扰动民众。

　　商鞅主张法治，要求统治者以法为准则治理天下。他反对“好言”，提倡“去言”。反对“好言”，也即反对空谈，因为空谈误国，民众将不会积极从事农战；提倡“去言”，也即清除空谈，因为“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众不空谈，就会“朴”而“不淫”，积极从事农耕和作战。商鞅的“去言”有老子“不言”的意味。不过，老子的“不言”是指不发号施令，而商鞅的“去言”是反对空谈，他要消除的空谈，主要是儒家的言论与思想，这是需要注意的。

　　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求治理国家减损人为，不干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这在商鞅看来就是“治省”“治小”，也即政治措施要简省、细微。因为“治省，国治”“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只有政治措施简省、细微，才不会过于扰民，国家才得以治理，并且日益强大。

　　关于无为而治的政治效果，老子有详细的说明：“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说，无为而治的结果就是民众自然受感化，做到端正、富足而纯朴，这就是天下大治的局面。商鞅向往的理想的法治景象也有老子无为而治的印记：“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这是说，君王依法行政，不施加人为因素，无所为而天下治。此外，商鞅描绘的“神农之世”几乎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翻版：“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样的社会男耕女织，国家安定富强，不需要法律，不需要军队。 

　　由此可以看出，商鞅思想深受老子的影响。这表现在，老子和商鞅都批判仁义礼乐，批评仁义礼乐在政治上的危害性；对于仁义，都比对待礼乐的态度稍显缓和；都强调“愚”，都认为实现“愚”的方式是“不学”，是自觉地放弃学习；都希望通过不言、不为、“治省”的方式不干涉民众，使国家得以治理。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