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始终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也关乎民族复兴的前途命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充分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其中一个根源就是科技落后。党的奋斗历程，正是一部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增强国家发展动力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萌芽酝酿期（1921—1949年）：以科技兴军实现自立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在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科技工作者依靠简陋的条件，创造性地研制枪械和炸药，陕甘宁边区的“七九式步枪”、晋察冀边区的黑色炸药，体现了党在战争环境下以科技服务革命、以创新提升战斗力的早期探索。

　　奠基探索期（1949—1978年）：以集中攻关奠定科技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战略定力提出“向科学进军”。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标志着现代科研体系的初步构建。党组织动员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科学家回国，形成新中国第一代战略科技力量。1956年起草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立了重点突破的思路，“两弹一星”“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成果相继问世，为国家安全和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突破期（1978—2012年）：以制度创新激发科技活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指导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方针。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推动科技成果向经济转化，“863计划”“973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举措先后启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高校科研建设、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自强引领期（2012年至今）：以战略自信迈向科技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了从理念、战略到行动的完整科技创新体系。人工智能、5G通信、量子信息、高端制造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202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75.6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发明专利拥有量全球领先，充分彰显出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创新优势。

　　中国共产党推进科技创新的经验表明，制度设计是科技创新的深层逻辑。党通过将全面领导、国家战略意志、市场机制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一是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无论是新中国早期的“两弹一星”，还是新时代“卡脖子”技术攻关，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科技创新置于国家整体战略中统筹谋划。我国突破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自发”的西方二元模式，将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相结合，实现科技创新与国家战略的高度契合。

　　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整合全国资源、集中力量攻关。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到北斗导航、C919大飞机，无不体现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制度效能。举国体制使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能够实现跨越式突破，这是西方分散型创新体系难以比拟的优势。

　　三是系统性顶层设计与市场机制协同。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体现在战略定向上，还体现在系统性顶层设计上。中央科技委员会、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机制推动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通过“放管服”改革，增强高校、科研机构自主权，鼓励企业创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双轨协同模式。

　　四是重视人才与创新生态建设。党把“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战略共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行代表作制度、破“五唯”，赋予科学家更大自主权。同时，通过宣传钱学森、黄大年等典范，强化“科技报国”价值观，倡导“长期主义”科研文化，打造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激发科研人员内生动力。

　　我国科技创新必须依靠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科技创新制度环境，充分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巨大潜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要不断健全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制度机制，强化科技领域重大事项的统筹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确保科技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从“十二年规划”到“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保持战略连续性和战略定力。

　　二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协同攻关。首先，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其次，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建制化、体系化、协同化；最后，推进科技创新的中央与地方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运用。

　　三是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综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其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最后，建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设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

　　四是统筹推进自主可控与国际合作，推进科技开放合作。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复杂，必须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同时，也要坚持开放包容，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系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