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资源型经济转型”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的战略问题,我们要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要求”转变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因此,对山西转型探索实践和当前转型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非常必要。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探索实践,真实反映了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特征。多年来,山西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培育方面取得了亮眼成绩。比如,截至2024年底,煤矿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全面普及,先进产能达到83%;特钢材料、碳基新材料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氢能产业链初具规模;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50%等。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目前的工业结构仍以煤炭、焦化、冶金和电力为代表的传统煤基产业链主导,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要承担能源电力外送职责,本质上不利于山西传统煤基产业链转型。比如,山西连续两年绿电外送全国第一,同时带动了配套煤电装机和发电量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使传统煤基产业转型变革更为复杂。
此外,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还面临很多短期内需要大量投入,却难见收益的任务,包括采空区治理、水资源和生态改善,企业为满足碳减排要求进行的生产工艺改造等。这些“净投入”降低了政府和企业对新兴产业培育的支持力度。
“双碳”目标下的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面临新挑战。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是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主要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产业改变对煤炭的单一依赖。这一转型实践表现为两个不同特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年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后,山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围绕煤炭产业提质增效,包括煤矿整合、推进矿井智能化和绿色化。新产业培育方面,一是围绕传统煤基产业衍生新产业(特钢材料、碳基材料等),二是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全新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第二阶段是从2019年开始,在新产业选择方面增加了与能源革命和能源转型有关的新产业培育,主要涉及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氢能、储能制造产业链。
“双碳”目标提出后,传统煤基产业结构变革逻辑发生变化,“双碳”目标下的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面临新挑战。这一挑战主要表现为煤炭中长期定位变化导致与煤炭相关的短期和中长期投资方向、节奏协调难题。作为能源使用的煤炭是我国“碳”的重要排放源。因此,在碳中和目标下,煤炭的定位要从目前能源使用转向原料和材料使用已成为共识。据估计,碳中和目标下煤化工等非能源用煤需求大致相当于目前用煤的20%。这意味着因短期能源消费增加而产生的煤炭投资都会面临未来投资“浪费”的风险。因此,围绕煤炭产业转型必须思考这一挑战。
以能源体制革命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重要论述是山西进一步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指南。
能源转型和能源体制系统性变革对推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波动性风光电并网的系统瓶颈约束日益突出,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弃风弃光”风险上升,抑制了对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站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设备市场的发展。电网系统瓶颈约束从逻辑上会刺激新型储能装机需求。然而,由于终端电价上涨受限,同时新型储能投资激励机制缺乏,储能产业发展空间短期受限。总之,电力系统瓶颈约束对当前风光电和储能投资的抑制,会对风电光伏发电和新型储能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山西新产业培育不能忽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转型表现出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用户侧的分布式发电成本日益具有竞争力。随着技术进步,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低于燃煤标杆电价。二是大电网整合波动性风光电的系统成本日趋上升。三是用户侧多种能源(电与非电)能源使用、转换和储存成本快速下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越来越多的“用能主体”为降低用能成本而倾向于采用低碳和零碳能源技术自我供能(电和热),以个体或群体方式实现对现有大电力和热力系统的“部分替代”。
“零碳园区”就是一种通过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替代部分大电力和热力系统供能,既能降低碳排放,也能降低用户用能成本的有效方式。零碳园区发展技术和经济条件日趋成熟,本质上开启了对传统集中大能源系统的“解构”,客观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搭建本地零碳能源系统的契机,为传统产业低碳转型与新兴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零碳园区能源系统真正落地面临能源体制机制障碍。按照大能源系统现有的定价和成本回收机制,两部制定价中的固定收费部分只能覆盖部分固定成本(30%—40%),大部分固定成本是基于“销售量”回收。零碳园区成员能源需求“自产自销”部分,就是大电力系统和热力系统减少的电力或热力“销售量”。这些销售量承载的电网或热力管网固定成本无法收回,直接损害了“大系统”的稳定服务能力。
把“大系统”损失的这部分销售量包含的固定成本全部转嫁到40%的销售量,或者固定收费上,要么加速这些零碳园区的完全脱网,导致大系统陷于用户脱网与收费提高的“死亡螺旋”,要么导致零碳园区无法落地,其中的成员仍回归大系统。显然,无论哪种后果,均无益于所在地区的能源转型、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因此,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如果以能源转型为重点,以能源体制“系统性变革”为关键抓手,破除零碳园区当前发展的关键能源体制障碍,将为推动山西新兴低碳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大市场空间,为实现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增添新助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