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

张岂之 本报记者 陆航\摄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20世纪50—60年代，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成为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 

　　在20世纪众多史学家中，侯外庐先生（1903—1987）独树一帜，在很多方面自成体系。侯外庐开辟了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新思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密切结合，从哲学观点、逻辑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等角度剖析思想家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主张既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也要参照西方思想学术成果，对思想家的研究必须做到“横通”与“纵通”相结合。

　　已近白寿之年的张岂之先生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日前，记者与张岂之先生就“侯外庐先生的政治信仰与学术追求”这一话题展开对话。

　　政治信仰终身不渝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先生翻译《资本论》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他学术实践的起点？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有一本自传体的书，名《韧的追求》，初版于1985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回忆录由侯外庐先生的学生朱学文记录、整理而成。要想了解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实践，《韧的追求》一书可供参考。

　　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源自他于1928—1938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这个起点很重要。

　　在李大钊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侯外庐于1927年夏到达法国巴黎，目的就是在巴黎研究和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巴黎，侯外庐的生活费用由他的父亲供给。父亲以为儿子到巴黎去读学位，愿意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过了几年，学位的事杳无音信，老人怀疑了，不再寄钱，因而侯外庐先生不得不回国。这是后话。

　　侯外庐说：“一到法国，我便从字母学习德文，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928年起试译伟大的科学著作《资本论》。”此时，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尚未出版。因此，侯外庐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经过苏联的转手，直接从马克思的著作入手。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一书中说：“对我来说，早年翻译《资本论》，从来不曾体验过走一步捷径的滋味，只是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而乐在其中。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句名言，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真正使我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故而终身服膺。”这里充分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失初心”的崇高理想。还要提到，在巴黎，侯外庐不只是翻译《资本论》，还担任附设于法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支部”书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30年，侯外庐从巴黎回国，路过莫斯科。他在那里找张闻天同志转党员组织关系，等待数日没有见到，他按计划踏上回国的道路，党员组织关系失掉，后来重新入党。1987年，侯外庐重病，向中央组织部申述1930年失去党员组织关系情况，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了解，认可侯外庐的入党时间为1927年。

　　1930年春，侯外庐回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侯外庐到北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与王思华同志一起继续翻译《资本论》。上册译本于1932年9月以“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译者署名为王慎明、侯外庐。

　　以上情况表明了侯外庐基于政治信仰而翻译《资本论》，终身不渝。政治信仰决定政治行为。政治信仰不仅反映在怎么想、怎么说，更主要体现在怎么做，即积极投身学术实践。今天，我们要帮助青年学生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做到融会贯通，对我国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制度的认知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知性层面，最终上升到本质层面，使他们善于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望远镜”和“显微镜”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右二为张岂之。本报记者 陆航/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侯外庐的基本思想宗旨，也是侯外庐最基本的学术研究特色。您如何看待这一特色？

　　张岂之：侯外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去解读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侯外庐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做了深入的学习研究，毕生努力探索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的特点。

　　马克思除研究西欧社会外，还研究以印度为标志的东方社会，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自身的特点，与英、法等西欧社会不同。

　　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了深入的研究，他遍查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于1945年在《中苏文化》第4期上发表《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心得》。

　　侯外庐在阐述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概括来说，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革命的路径”，而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维新”（改良）的路径，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某些方面（如血缘关系），而中国古代（奴隶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华文化重视家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家庭及个人道德方面的论述，就是这个历史特点的反映。

　　侯外庐的上述观点，被历史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基于以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侯外庐写下了他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忌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学术追求源于价值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价值认同是树立正确政治信仰的关键。在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的许多论文都刊发在《中苏文化》杂志，而侯外庐又是《中苏文化》杂志的主编。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张岂之：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具有指导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中苏文化协会在1940年完成了全面改组工作，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协会的各个编辑部门基本上为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所掌握。侯外庐担任《中苏文化》杂志的主编。杂志与中共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相配合，成为我党所掌握的舆论阵地。1939年9月，毛泽东同志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就发表在《中苏文化》杂志上。

　　抗日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侯外庐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学术工作者的关怀与指导。他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如果说，我一生还曾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受过周恩来同志的指导，我在那个环境中得到过支持，得到过锻炼。”

　　侯外庐还说：“我深有感受，抗战时期党为学术工作者创造了研究和写作的基本条件，我得以奠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基础，即在此时。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了一支实力坚强的学术队伍，这支队伍也是一个团结的、生动活泼的集体。我个人从这个集体中获得过温暖，获得过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春，侯外庐决定和杜国庠、陈家康、赵纪彬先生一起编写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这是侯外庐在抗战期间学术研究的延伸和发展。陈家康由于事忙，后来没有参加写作，由杜国庠介绍，邱汉生参加了编写。

　　认同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某种信仰和情感，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今天我们回顾侯外庐先生坚定的政治信仰，就要在学术研究中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解决好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整合多维价值取向，化解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

　　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宗旨与方法论时特别强调：“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侯外庐团队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了相当全面的梳理，直到现在还对学术研究影响深远。您如何看待这一方法的实践价值？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资料图片

　　张岂之：《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时期）的撰著始于1946年，出版于1947年，作者有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第二卷（秦汉时期）和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上海解放前夕，作者增加了邱汉生。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订增订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时期）是在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于1960年出版，分上下两册，作者队伍有所扩大。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说，第四卷“在总体上还是留下了粗糙的痕迹”。“粗糙”是指《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与前三卷相比，在学术的精工细雕方面有不足。第五卷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包括明末清初至清代部分，由《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5年出版）补充、修订而成，从社会史到思想史，全面论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及其历史价值。

　　侯外庐发掘了一批过去研究者所忽略的思想家，如嵇康、吕才、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黄震、马端临、王艮、何心隐、方以智等。其中有些人物虽然早已为人熟知，但并没有被视为思想家而列于史册。侯外庐等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时，借到王艮著作的手抄本，又对何心隐著作做了深入研究，这就为充分论述泰州学派思想提供了材料。侯外庐对方以智哲学著作《东西均》的论述也是这种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如何做到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辅相成？

　　张岂之：我们从《中国思想通史》可以看到，作者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将此作为从整体上分析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补充，也取得了成绩。侯外庐对王国维史学方法有精深的研究，赵纪彬对章太炎的学术研究方法写有专著，邱汉生精于古史论证，并长于义理发挥。这说明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和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共存，前者是主体。

　　继承优良传统 开拓学术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宗旨与方法论时特别强调：“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您如何看待侯外庐学派？

　　张岂之：今天我们能否称侯外庐学派？我以为这是肯定的。

　　不过，这里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有“学派”的不同？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被人们称为“史学五老”，他们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民族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各有特色。这表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公式，并非只要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就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指史学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当它们被用于史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时，面对浩瀚的史料和复杂的历史社会关系，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解，出现不同的观点。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产生学派，这是客观事实。

　　侯外庐《韧的追求》中有这样的话：“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学派”一词的内涵主要是指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侯外庐学派最显著的特色是什么？

　　张岂之：侯外庐学派最显著的特色，是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长期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加以校订的，主要是青年科学工作者。侯外庐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时，聘请青年学者李学勤、杨超到所里中国思想研究室工作，还有其他同志。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一书中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署名执笔者之一‘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言，侯门学者研究特色中最为主要的部分是对侯外庐学派的立场和方法的继承。请您谈谈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如何不断开辟学术新领域、与时俱进地推动学术发展。

　　张岂之：侯外庐在《韧的追求》自序中自勉道：“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我们后学的研究不是拓荒，而是传承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

　　侯外庐的学生辈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修养不如老一辈，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与老一辈学者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对侯外庐的学生们不必用“侯外庐学派”来命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侯外庐的学生们应当努力学习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人的高尚精神情操和科学方法，同时也要做出新的创造。

　　2016年我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们整理的《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共33卷，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次对侯外庐学术思想进行全面学习、研究的精神劳动，我们很有收获。我们体会到学术需要在传承中发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不管是从世界发展的时代角度，还是从中国实践发展的现实角度，今天都处于历史的大变革时代。这样的大变革时代，是产生重大思想和理论的基础性、决定性的源泉和动力，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土壤、机遇、空间和推力；这样的大变革时代，也迫切需要伟大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握时代变革的大势，真正深入大变革时代的现实，紧紧抓住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提供灵感，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