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起，我在多个直播平台与公会之间开展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曾以签约主播身份进行六个月的全职直播，并持续追踪19位女性主播的职业路径，完成40余次深度访谈，构建出一张跨平台、跨区域的田野网络。多数主播的职业选择，并非源于成名幻想，而是出于生活压力下的务实应对。她们的故事未必被主流流量记录，但构成了中国平台经济中一条真实而重要的生计路径。

　　为了立体呈现主播群体的生活，我将讲述三位“以播为业”的普通主播：远在北方边境小城的悦悦、单亲妈妈主播三妹，以及一直寻找出路的南方主播希希。她们没有耀眼的“C位光环”，却在算法、公会协商与观众期待的三重结构中，以各自的方式“持续播下去”。通过她们的日常，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主播”这一职业的现实逻辑，也能看到，在数字劳动体系仍在逐步建构与调整的过程中，普通人如何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路径。

　　在边境小城假装“上海主播”

　　悦悦是我在直播平台上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但我们的相识始于一句谎言。

　　“你在哪儿播呢？”我问。她说：“在上海。”

　　那是我作为新人主播参与田野调查的第一周。直播间冷清，在公会运营建议下，我尝试开启平台的PK功能。几秒后，屏幕另一侧跳出了悦悦的头像。PK是一种对战机制，几分钟内比拼观众送出礼物的金额，胜者可获得推荐流量。对新主播而言，这是吸引关注的捷径。那场PK没有激起任何水花。倒计时的最后一分钟，我送出一朵价值最低的虚拟玫瑰，她也回赠了一朵。这是我们彼此“破零”的时刻。自此，我们成了“搭子”。她常常发起PK，从关注列表里点我连麦，一起聊天、成语接龙、扭腰跳舞。直播间像个开着门的空屋，我们守在里面，等待流量和打赏从天而降。

　　悦悦告诉我她住在浦东，是独立主播，没有签约任何公会。她自称是“上海人”，但她的直播间始终寂寥，观众零星。我起初不解，毕竟作为兼职参与的新人主播，我已陆续积累了一些观众；而她，始终没有“守护者”。但她并不懒惰。她分期付款买新手机、升级宽带；为了上镜，她减肥、买衣服、学唱跳；她还用笔记本手写记录每一位送过礼的观众昵称。“我能吃苦，也懂得感恩。”她说。

　　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换来流量。有一晚，她挥着塑料扇子，满头大汗地坐在镜头前直播，小声说：“为了省电，我不开空调了。”还有一次，她靠一块威化饼熬过整晚，“再不播，电费都交不起了”。有场直播中她突然哭出来，弹幕飘过一句：“哭着让人烦。”她赶紧擦干眼泪，第二天照常上线，笑容依旧。我问她：“如果播不下去，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她没有回答。

　　五个月后，我邀请她接受线下访谈。她一开始爽快答应，但当得知我即将前往上海时，她忽然发来一段长信息，终于坦白：她根本不在上海，甚至从未去过。

　　我决定前往她真正生活的地方——一座东北边境的小城，干净、寒冷，有些萧条。没有高铁、没有机场，街头难见年轻人。悦悦告诉我，她曾想去大城市，但父母患病，她只能留下照料。她也试过线下工作，但多是提成销售，收入不稳，竞争激烈。“直播至少能在家做，时间自由，又体面，漂亮还能变成钱。”对刚满25岁的她来说，这是一个兼顾照护与梦想的谋生方式。

　　我们在线下相处三天，我才真正理解她“播不起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她是否有机会出现在观众面前。

　　在她的家乡，平台算法只会把她推送给“附近的人”——但这“附近”的人，多是老人和孩子，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早已外出打工。为了争取更多曝光，她开始尝试“换城市”——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她几乎试遍所有沿海和省会城市。因为她知道，越是经济发达、消费活跃的地方，流量越好。但那些城市，她一次也没踏足过。

　　她唯一熟悉的，是上海。“我从小爱看电视剧，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上海。那是个可以谈恋爱、追梦想、去迪士尼的地方。”她笑着说，一边展示自己在家附近新开的奶茶店打卡的照片——为了营造“城市感”，她刻意模仿想象中上海女孩的生活方式。

　　通过伪装，她获得了“上海主播”的算法入口，却留不住观众。她不了解真实的上海生活，说错地铁站、露出方言口音，就可能引发观众质疑。有时，她忍不住自曝，改回真实定位，不愿一直假装。但每一次透露真相，换来的都是流量骤减和粉丝流失。有时热心观众会追问她的生活细节，甚至提出想见面，她只得躲避或敷衍。她慢慢明白：在直播间里，城市标签不仅决定是否被看见，也承载着一整套被凝视的想象。你必须看起来属于“那个世界”，才值得被相信、被点击、被留下。

　　离别那天，悦悦特地赶到汽车站，提着两瓶家乡产的葡萄酒塞给我：“你居然跑这么远来看我，我也没啥能招待的，带两瓶酒回去吧。”她笑着说，又带点羡慕地补了一句：“你说走就走，而我，只能改IP假装在旅游。”我问她，如果哪天真的挣到钱，最想做什么？她想了想，说：“想给爸妈买套大房子，然后去上海旅游，去那些我曾经编过的地方看看。”

　　那次见面，已是三年前。悦悦如今很少上线，朋友圈几乎不再更新。但她的微信签名一直没变：“越努力，越幸运。”

　　单亲妈妈的“白+黑”直播生活

　　三妹是我在田野中遇见的年龄最大也是最拼命的主播。她好像永远不需要睡觉。她白天一边送外卖一边开着直播，晚上又准时上线唱歌，持续到凌晨。她常说：“白天跑量，晚上唱歌，白加黑，不停歇。”

　　有一天，我的一位男性访谈对象给我发来一条短视频，说：“你看这个女的，太强悍了，一边送外卖一边还在直播。你不是要做研究吗？这么拼的主播，你去看看。”视频里的三妹几乎没化妆，穿着某外卖平台的全套制服，戴着头盔、背着配送箱，在楼道里气喘吁吁地说：“家人们，这是今天的第二十五单啦！猜猜我今天能跑多少？晚上十一点不见不散，我唱歌给你们听！”白天她把手机挂在电动车把手上，一边接单一边直播，路况允许时会讲点遇到的趣事，间或朝镜头打个招呼。忙碌时她会暂时关掉麦克风，但直播间始终“挂着”不断线。她说：“就算没说话也得在线，后台系统才知道你还在播。”

　　晚上的三妹披下头发，发梢有些干枯，残留着褪色的黄。她化上全套妆容，开着滤镜，对着镜头笑着说：“家人们，三妹来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她几乎不PK，只靠唱歌维系直播间的热度。她唱的多是老式网络情歌，《老地方的雨》《哥妹情缘》《我曾用心爱你》……这些歌我从没听过，但她唱得认真，感情充沛。她的直播间谈不上红火，在线观众通常有三四十人，多是固定粉丝。她自己定了一套规矩：加入粉丝团、点亮灯牌可以点歌；打赏五个“么么哒”可以插队唱指定曲目；如果有人送出一辆“跑车”，她会认真学一首新歌，保证第二天演唱。

　　三妹之所以这么拼，是因为她独自带着儿子和年迈的母亲生活。她的父亲在两年前去世，与父亲离世的打击一同到来的，是婚姻中对方的背叛。但是她没有时间悲伤，“孩子要上学，家人要吃饭，爸爸去世了，这个家我要扛起来”。于是她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开始跑外卖。“从来没有那么累过，干农活都没有跑外卖累。”尽管抱怨，但是好强的三妹在风吹日晒中坚持了下来。

　　外卖行业越来越“卷”，三妹也觉得这行越来越难做。她骑的是辆二手电动车，经常跑不到一天就得充电。高峰时，她得一边接单一边盯着电量，生怕半路趴窝。相比那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她感到体能上的吃力。送到电梯房还算轻松，最怕老旧小区，一趟五六楼，连爬几回就得靠在楼道里歇口气。有一次等单时，她看到一起送外卖的小陈在看直播，画面中是个正在跳舞的女主播。小陈说，下午太晒，看会儿直播提神，不容易犯困。真正让三妹动心的，是她一个老乡说起小表妹签了直播公会，一个月光保底就有五千元，“播不播都有钱拿”。这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妹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当晚就加上这位小表妹的微信，很快远程试播后就签了约，流程意外地顺利。

　　可真正开始播，才知道并不容易。为了保底，她必须每天直播四小时，从晚上十一点坚持到凌晨三点。没人说话的时候，她就一个人放音乐、唱歌，“熬时长”。但三个月若没有起色，保底就会取消。运营建议她白天再播一场，但这意味着要放弃送外卖，她不敢冒险。于是她开始边送外卖边直播。没想到，这个“不一样”的直播内容意外吸引了流量。平台开始推荐她，粉丝迅速增长，有人留言支持，也有人开始给她刷礼物。她终于从“熬时长”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播节奏。

　　她的单亲妈妈身份为她赢得了许多关注，但也带来麻烦。一些观众提出私下见面、愿意资助她母子生活，也有人希望她“特别对待”自己。这些人不满足于听歌聊天，而期待一种更私人化的回应——一种超出平台契约的情感交换。三妹很清醒，她说：“我是靠自己来养家的，不是靠谁养我。”为了不冷落支持者，她在农历新年办了一场线下粉丝答谢会。她花几千元订了两桌团年饭，邀请了一些撑起她直播间的头部粉丝，也请了陪伴她最久的“老朋友”，我也在其中。

　　那晚，她一一敬酒，逐个致谢，还在大家的起哄下站起来清唱了几首歌。“你们今晚想听啥，随便点，不要礼物了！”她笑着说。敬完酒，她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我妹妹霖子，是来写书的，你们有啥想说的可以跟她聊聊。”对三妹来说，“研究”是个有些陌生的词，但她似乎凭直觉明白这份书写的意义。她悄悄凑过来问我一句：“你写我，能不能毕业哦？”

　　散席前，我们一起合了影，还拍了一条短视频。她特意叮嘱我：“发朋友圈和抖音记得帮我美颜。”临走时，她往我包里塞了一袋老家的山核桃，又笑着补了一句：“别把我写得太惨。下次回来，姐请你吃饭。”

　　七年流动中的平台人生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从业时间最长的主播是希希。写下这篇文章时，她已经做了七年直播。我认识她时，她刚从一所职业院校毕业，家乡在距省会三百多公里的地方，前几年才刚脱贫。她一直希望离开小镇——因为她最成功的舅舅就是靠“走出去”在城市扎下根，过上让全家羡慕的生活。她也想翻过命运的一山又一山。

　　这七年里，希希始终在“转场”：更换平台、跳槽公会、调整直播风格，辗转不同城市。她甚至经历过“退网”又“重出江湖”的反复。

　　她的第一份直播工作是在腾讯NOW。但第一个月结算时，她只收到四百多元。而签约时，经纪人“朵姐”曾承诺她每月保底三千元。她去质问，对方却说未达“有效时长”，保底作废，还发来合同截图，指着一行小字：“公会有权修改分成形式。”她气愤之下决定解约。

　　但解约并不容易。公会不同意她的申请，她去找平台客服，被告知：如果没有会长同意，她必须连续180天不上播，才可自动解约。她等不起。房子刚租下，押三付三的钱还是借来的。情急之下，她绕过规则，联系了一家新公会，用室友的身份证重新注册账号，完成实名认证，又重新开播。可才播了没几天，账号就被封了——原来的经纪人朵姐举报了她，理由是“虚假实名认证”和“重复签约”。希希承认，那段时间她的心态彻底崩了。她实在想不通，自己这样一个小主播，怎么会值得被如此紧盯和举报。后来，新公会出面谈判，赔了些钱才私了这场纠纷，希希才算熬过这场风波。

　　一年后，腾讯NOW停止运营。希希所在的公会也随之解散。她的经纪人带着她和另外四名主播“跳槽”到了一个海外平台。和以往不同，这个平台的观众主要来自东南亚和中东。为了抢人气、拓市场，平台初期给出的主播酬劳格外优厚。希希很兴奋，给我发消息说：“我要出海了。”

　　但“出海”并不顺利。平台自带的翻译系统不智能，她经常看不懂观众发来的弹幕；更令她意外的是，直播间里还嵌入了聊天机器人。如果直播间热度不够，系统就会自动派出机器人发言，假装有观众在互动。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这些“观众”是假的，直到播了几个星期，才发现自己直播间里的涨粉都是平台“塞”进来的“假粉”，互动的也大多是机器人。这个发现让她非常沮丧。更难适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平台文化。海外平台功能单一，缺乏鼓励打赏的机制。观众对隐私看得很重，不愿意在直播间以外与主播有任何联系。希希感到，自己熟悉的那一套维系粉丝情感的方法，在这里全都失效了。

　　一年后，希希察觉到，许多主流平台都开始从秀场直播向带货直播转型。她曾经签约的公会也开始作出改变，专门搭了临时直播间，几个主播打扮成“农家女孩”的样子，直播卖四川腊肉。希希也决定转型，她开始专职做带货主播，卖螺蛳粉。然而，直播带货远比她想象中辛苦得多。和秀场直播不同，直播带货要求持续、高密度地说话，几乎没有停顿的空当。为了提高销量，她和另外三名主播轮班从早上八点播到凌晨三点半。才播了一周，她的嗓子就彻底哑了。她去医院开了一些“咽立爽”，做了雾化，又立刻回到直播间开始卖货。

　　更让她头疼的，是带货直播背后截然不同的工作逻辑。在秀场直播中，她擅长的是调动情绪、维系关系；而在带货直播间，一切都围绕“转化率”展开。她逐渐意识到，想要把带货做出成绩，不能只靠卖力气，而必须掌握“人、货、场”的整体运营逻辑：服务好精准用户、打造具有吸引力的爆品、优化供应链结构，并在特定场景中有效引入流量。“一个环节拉胯，整场都白干。”她苦笑着说。这一套从实战中总结出的规律，也正在成为主播之间口口相传的“直播常识”。

　　据我所知，希希后来还卖过酒、自热火锅、化妆品等等。她一度为了节省房租回到家乡，但没过几个月，又再次踏上去城市“闯荡”的路。她的状态一直在变动，我与她的联系也因此断断续续。每次重新取得联系，我总是问：“你最近在哪儿播呢？”而我最近一次收到的消息是：“我干团播了，你要不要也来？”

　　直播“数字劳动”需行业规范发展

　　三位主播的经历虽各不相同，却共同回应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普通人吃直播饭，这条路好走吗？

　　在平台经济的叙事中，直播被描绘为“人人可播、努力就能出圈”的新型职业通道，似乎门槛低、节奏灵活、自由可控。但在真实的数字劳动现场，这条路对许多普通人而言从未轻松。有研究者将这类以希望驱动、通过自我表达谋生的创作称为“理想劳动”（aspirational labour），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出于理想的表达冲动，而是生活压力下的务实应对——许多主播打开镜头，只是为了维持收入、稳定生活。

　　悦悦的“身份伪装”、三妹的“白加黑奔忙”、希希的“流动与转型”并非个别案例，而是当下平台劳动中广泛存在的三种模式。她们不是头部主播，不是平台和公会重点扶持的对象，也得不到流量的青睐，却在不确定的制度结构中持续投入，在有限的空间里摸索出一条能走下去的职业路径。她们既不是“草根逆袭”的励志模板，也不是平台宣传中的自由创业者，而是中国数字平台经济中数量最庞大、最应被理解与托举的一群劳动者。日复一日地上线背后，是持续的劳动强度与情绪消耗。多数主播并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而是以“演艺合作协议”的形式参与平台运作，在绩效考核、时长要求、流量波动等机制中维持日常收入。长期在线、情绪输出、关系维系，与观众的流动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她们每日的劳动负荷。而一旦出现合作争议，平台与公会之间的职责边界尚不明确，主播往往难以找到顺畅的申诉路径，只能凭个人经验不断适应调整。

　　因此，普通人能否靠直播谋生，并不只是关乎其个人选择的问题，还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份工作的劳动价值，以及能否在制度、法律和社会层面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回应。事实上，已有平台开始设立新手保护、退会机制等功能，部分行业组织也在推动合同规范与职业培训，显示出这一行业的制度化探索正在逐步展开。

　　要推动直播行业走得更稳、更远，为新就业形态注入持续动能，我们不仅需要技术和商业机制的优化，更需要倾听普通主播的声音，在制度建设中充分考虑她们的职业处境与生活需求。这不仅是提升行业可持续性的路径，也是一种回应数字时代新型劳动关系的公共责任。毕竟，直播行业真正的主角，往往不是那些反复出现在首页的“流量代表”，而是那些在看不见的时间与角落里，一天又一天守着镜头的普通人。正是她们的劳动，构成了平台经济背后那张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图景，也为今天的新就业形态提供了最朴素而坚韧的支撑。

　　（作者系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