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个别国家以“国家安全”和“公平贸易”为名，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工具化，制造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深层裂痕。这种“关税霸凌”行为的泛滥，本质上是全球治理旧范式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出“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逻辑困境。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推动全球治理向“共生秩序”的文明形态进阶。

　　霸权护持的治理悖论

　　经济效率悖论。关税战导致全球产业链成本上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承诺的“帕累托最优”与保护主义回潮形成结构性矛盾。技术封锁与贸易壁垒的叠加效应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当“关税武器化”成为常态，各国以“供应链安全”之名构建技术铁幕，不仅扭曲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使全球分工体系陷入安全—效率的零和博弈，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动能衰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4年1月至2025年4月的多份报告中反复强调，全球经济将因技术脱钩和贸易碎片化陷入“严重分裂”。

　　政治合法性悖论。以“民主价值观”包装的排他性规则，实质是少数国家垄断治理话语权。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最新报告《关税升级：对小型脆弱经济体的冲击》中强调，美国日前发布的关税方案涉及的57个贸易伙伴（其中11个是最不发达国家）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中28个经济体各自占比不到0.1%，但仍可能遭受对等关税冲击。这些经济体大多规模较小，结构薄弱，购买力低，能为美国提供的出口市场机会十分有限。该方案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却无助于显著缩减美国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异化为选择性适用的制度武器，所谓“技术标准互认”实质上成为权力投射工具，导致全球治理出现“规则赤字”与“信任赤字”的双重危机，多边体系陷入程序空转。

　　文明进步悖论。西方将“现代化”简化为“西方化”的单向度叙事。美国以构建“民主技术联盟”为名，通过关税政策将技术标准、产业规则与意识形态捆绑，试图以排他性“小院高墙”压制非西方文明的自主发展路径。此种行径以“文明优越论”否定发展模式多样性，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自主性与经济生存权之间艰难抉择，最终诱发文明认同危机与意识形态阵营化分裂，致使全球治理从多元共生的“对话平台”退化为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战场”。

　　共生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文明转向

　　共生秩序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成其三大支柱。该理论突破“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力求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核心特征包括以下三点。

　　主体平等性。否定“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划分，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机制不断健全，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合力组建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4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落实该倡议的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实际行动，已在实际操作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规则包容性。构建非歧视性多边框架，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原产地累积规则打破传统自贸协定“一对一”原产地限制，允许成员国间原材料价值累计计算，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金融、电信、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显著放宽，投资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简化外资审批流程。

　　动能可持续性。以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重塑合作范式，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带动东盟、拉美等地形成绿色产业链。2025年1—2月，中国对东盟国家汽车出口大约11万辆，同比增长26.5%，占出口总量比例为11.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1万辆，同比增长13.0%，占对东盟汽车出口总量的54.5%。在拉美市场，巴西2024年前4个月对华电动车进口增长13倍，比亚迪、奇瑞跻身当地畅销品牌。

　　迈向共生秩序的中国道路

　　作为共生秩序的践行者，我们通过凝聚共识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能，破解关税霸凌的治理困境。

　　摒弃“中心—边缘”的等级制思维，在主体间性认知中重塑文明对话的伦理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文明形态学的范式创新，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权复归各文明主体，在差异共存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认知框架。中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实施结构性改革，其“发展权保障—能力建设—伙伴关系”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不仅突破单一现代性叙事的认识论局限，更通过农业粮食、气候变化等八大重点领域的协同治理，为多元现代性实践提供了制度性公共产品。

　　破除“制度同构”的霸权逻辑，推动国际规则体系从控制型向发展型范式转型。通过构建包容性制度框架，在维护法治刚性与保障发展权益间实现动态平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创的嵌入式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范式创新意义：三级协商梯度（前置磋商—联合调解—仲裁裁决）既确保法律约束力，又通过政策缓冲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保留制度调适窗口，彰显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智慧。

　　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治理伦理，推动技术革命与人类福祉的深度融合。针对算力鸿沟、数据霸权等新型治理难题，应当建立权责对应的数字公域治理体系。中国发起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创造性提出“智能向善”价值坐标，通过构建跨境数据流动分级管理制度和算法伦理审查框架，为技术发展注入人本主义基因，开创了数字文明时代的技术治理新范式。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通过压制他者维持霸权的策略终将失效。自12世纪起威尼斯通过地理隔离和法律威慑成功垄断了玻璃制造技术，最终被扩散的技术颠覆；19世纪中叶英国《航海条例》构筑贸易壁垒，促成工业革命的全球传播。今日之关税霸凌，不过是霸权焦虑的当代镜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的共生秩序，不是对“中心—边缘”结构的修修补补，而是在万物互联时代对文明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当5G基站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数字驼铃”、中国空间站向全球科学家开放之时，超越过往丛林法则的新型文明正在孕育。这种文明的底色，是承认差异的平等、互鉴的包容与共享的智慧，而这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焕生机的希望所在。唯有摒弃“中心—边缘”的霸权思维，以平等、共享、可持续为原则重塑全球治理，方能破解发展赤字、信任赤字与和平赤字，书写全球经济治理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教授；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