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作为记忆外化和历史延伸的载体，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始终保持着携手共进的耦合关联。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记忆工程的当下，历史知识的生产可谓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自动化过程。

　　口头媒介与具身化的

　　在前文字时代，口头媒介成为历史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信息的存储和传播都高度依赖声音的即时性和记忆的仪式化。古希腊的吟游诗人通过朗朗上口的韵律节奏和环形叙事将史诗镌刻于城邦的集体记忆。希罗多德作为荷马史诗的继承者和竞争者，通过倾听、询问和记录环地中海地区的口头传说和见证，以“历史”之名整合希波战争的多声部叙事，在与听众的现场即时共鸣中，实现了集体记忆的动态再生产。

　　拼音字母表的创造和普及，标志着记忆从具身化的生物性载体向模拟化的技术性介质的飞跃，媒介的物质性（如石碑、泥板、莎草纸）赋予记忆超越个体生命的持久性，促动了历史从记忆的子宫中分娩，实现了历史的文字技术化。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批判文字削弱了内在的记忆，借苏格拉底之口发出警世恒言：“文字是记忆的毒药。”然而，依照媒介技术的进化逻辑，这恰恰揭示了文字的核心功能：将生物意义上的记忆外化为可脱离人体的物质载体，历史正是通过文字的媒介技术将流动的记忆固化为稳定的符号系统。

　　人类用文字记录和存储记忆，文字反过来也塑造和改造了记忆。在某种意义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一步凸显了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断裂和革新，也标志着西方古典史学的成熟和完成。修昔底德宣称其作品为“永恒的财富”，摒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口头见证和现场朗诵，转而依据对战场的实地勘查、证据来源的理性批判与严谨的因果分析，试图提炼出超越时空的历史法则。由此，克丽奥的权威和合法性不再依赖于德尔斐的神谕，而是根植于文字的媒介技术。

　　印刷媒介与客观化的

　　文艺复兴以来，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营造了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和技术环境，实现了标准化文本制作和复制的指数级增长。

　　到了“历史学的世纪”，蒸汽动力的印刷机、邮政铁路的工业化网络和遍布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媒介矩阵，将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重组为标准化、可流通的知识商品。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政府相继建立公共档案馆，将分散各处的档案系统化，成为学者可批量获取的研究对象。“现代史学之父”兰克在柏林皇家图书馆发现威尼斯大使报告时惊叹：这些装订成册的外交文件，成为打开近代史研究的钥匙。兰克“如实直书”的科学历史学宣言由其“档案转向”来提供可操作化的担保。档案媒介的物质性——第一手原始文件的固化和不可篡改性，类似于信息时代的区块链技术，保证了兰克史学实践的客观性。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与兰克史学几乎同时，达盖尔摄影术的发明，让人的主观性降低到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使得“观看”成为光学技术的一项功能。波德莱尔曾恶评摄影术是三流画家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熟悉印刷文化语法的兰克则选择与时俱进，倡导通过档案文件复原过去发生之事，恰如摄影师隐身于光学技术的镜头之后。

　　此外，面对史料爆炸性的增长及其带来的信息过载，图书目录分类系统和各类工具书帮助历史学者提升了信息搜索的效率；卡片索引系统和笔记本方法则辅助历史学者将碎片化的史料转化为可重组的知识单元，为兰克式的专题化历史研究提供技术支持。由此，现代大学的建制化场域、行业协会和学术期刊平台催生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史学家共同体，确立了全新的历史知识生产的现代历史学科体系。

　　数字媒介与自动化的

　　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1986）中讲述了“光纤网络遍天下”之前的媒介史故事。在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类“拥有了自己可以记载并复制声音和光学数据中特有的时间流的存储技术。耳朵和眼睛的感知变成了自动化的”。机械化的打字机以铅字击打色带，消除了染墨的指尖。“历史书写”被剥离了人手在文字王国中的地位，打字机的媒介技术使得QWERTY的规则成为全球标准化，人类由此获得史无前例的新能力——“自动化书写”。

　　从机械打字机到智能计算机的媒介技术百年发展史，使得泾渭分明的各种媒介——声音、影像和文本的数据流重新统合在一起，使用标准化的传输频率和字节格式，创新了人工智能时代历史知识生产模式的技术逻辑和基础设施。

　　在此媒介技术演化的关键性环节中，首先，数学家香农的“信息论”将信息从传统的媒介介质中抽离出来，用数学表达式将其定义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可能性概率，以解决信号在信道传输过程中的熵增或不确定问题，建立了数字通信的普适框架。在香农看来，信息模式是完全自动化的，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字符号系统截然不同。其次，以诺伯特·维纳为代表的数理逻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发明了“控制论”，用来统合人、动物与机器在信息处理和控制上的类似性，从而实现人脑与计算机的耦合。由此，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变成了一种可操作的媒介技术。

　　总之，在媒介考古学的意义上挖掘历史知识生产方式背后的媒介技术，旨在探讨媒介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及其存在论内涵。换言之，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知识生产方式并非单纯的“人的延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22&ZD25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