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往往要“走出去”，到传统的村落社会或者遥远的他者世界进行田野调查，去观察、体验和感知对象世界的知识，并把这种知识和经验带回到自身所在的世界中进行阐释。当下的人类学研究同样关注现代生活和自身世界的变迁。我们看到，媒介化正在融入甚至重构日常生活世界。“媒介化”意味着媒介如同水、电、路一样，正在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媒介不只是信息传递或沟通的技术，还渗透和嵌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形塑社会的重要构件。媒介化意味着影像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而是影响、介入、重构着知识、关系、文化与社会。在此意义上，视觉人类学既持续关注作为媒介的民族志影像如何深描和阐释文化，也关心以视觉为中心的媒介化过程如何在社会中运行和流通，以及如何融入社会生活与意义之网的建构中。

　　通过接续、反思、拓展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脉络，当代艺术逐渐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整体，涵盖行为、实验、装置、观念等纷繁复杂的新形式，也包括在新媒介重构下的传统艺术及其衍生形态。媒介化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媒介、新载体、新符号相关的艺术实践，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二是媒介变迁背后艺术价值的变化，对艺术家、作品与受众的关系，甚至是对艺术哲学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许多当代艺术作品不仅聚焦美感经验，而且综合制造直击人心的情感互动，追问生命本质和艺术意旨，强调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参与到艺术体验和意义建构中。

　　正是在媒介化和人类学边界拓展的视野下，当代艺术与人类学之间开始出现新的交汇与合作趋势。一方面是艺术的人类学转向——艺术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并进行创作；或者关注“他者”和他者相关的艺术表达，运用主客位交织的转换来拓展作品的深度。另一方面，人类学的文化表述也在持续进行，建立在田野洞察和伦理观照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写文化”的单一模态，持续用绘画、影像、装置、图像、行动等方式，深度参与到阐释对象世界和拓宽知识边界的互动探索中。双重取向的进路中，视觉人类学具有连接感知经验、抽象理论和文化阐释的学科潜能，既关注视觉的记录性与表现力，也研究多模态的知识生成机制。如民族志电影往往以低干预拍摄、多角度叙事、语图文结合等手法，保留田野中的鲜活细节，使观众得以感知“在场”，并通过有效的信息结构来达到文化阐释、影像深描和沉浸式理解。

　　视觉人类学要真正“超越民族志电影”进行拓展，还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持续性的实践和创造性的突破：其一，超越以文字为中心的“写文化”范式，发展出准确且有效的多模态语言和互动叙事方法。如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在十余年来所进行的具身性和感官性的影像实验，或者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系列互动式和参与式社区共建项目等。其二，从“深描”出发，走向构建影像实践与文化场域间更深层次的互文或共振，使人类学成为文化变迁、社会关系、认同建构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如文化和旅游部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影像志”、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等，既进行文化深描，又促进文化传承，还建构家国情怀。其三，多模态影像不应仅被视作静态文本，更应作为生成地方性知识、激发社会行动的媒介机制介入其中。如庄孔韶通过系列艺术实验，以论著、诗学、绘画、记录、表演、策展等表征实践来建构主客一体的意义世界；南加州大学在南美雅诺玛莫人聚居地长期的研究实践在公共领域引发的人类学伦理反思等。

　　在媒介化时代，视觉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的交汇不仅是方法与媒介的互用，更是一种共同介入社会变迁的文化实践。随着媒介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社会知识的学习方式与传播路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视觉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的融合，或许可以通过跨界合作来感知相互的知识结构与社会身份，共同开启一种回应现实变动并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新表达。当然，一个前置条件也应充分讨论和实践，即人类学知识哪些部分更具“文化共振”的潜力和可能？文化中的视觉性是否被充分认识和挖掘？地方性知识的可展示性为何？更进一步，在既有社会框架中，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公共性应该如何持续被推动？

　　总之，视觉人类学带着自身的主体性和局限性介入媒介化社会，其研究旨趣、知识关系与文化位置与当代艺术的感官实验和表达策略相互审视与振动，从而有可能建构起融合学科边界、生成开放经验的知识共创和价值共生的当代场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化视阈下少数民族社交媒体应用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研究”（23BXW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