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一文里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点是语言，汉语和汉字不是一回事。中国识字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他还觉得，文学语言是一个作家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品德，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观念，使得汪曾祺在创作时格外注意练字练意，他坚持像古人那样“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种执着和境界不是一般人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字工作者能比得了的，所以在试图修改汪曾祺的文字时，一定要非常谨慎。

　　在“一纲多本”时期，汪曾祺有《昆明的雨》《端午的鸭蛋》《胡同文化》《葡萄月令》《受戒》《陈小手》《职业》等30篇作品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这在当代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昆明的雨》标题为“雨”，内容却有很多时候离开了“雨”，不过全篇都被雨意牵系着、笼罩着，更被一种深沉的、怀乡般的情谊浸润着、滋养着，不论从字词句章、人情物理、点线面体哪个角度考察，这篇作品都堪称当代散文中呈现、捍卫和建设“美丽汉语”的典范之作。

　　但《昆明的雨》在传播过程中，却存在一处遗憾。文中，汪曾祺与朱德熙“遇雨小酌”一节，不少流行的版本（包括目前正在使用的、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都是：“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而“半市斤酒”显然是不对的，“半斤市酒”才是正确的。

　　《昆明的雨》最早发表在1984年第10期《滇池》杂志上，当时的编辑大概觉得“半斤市酒”的说法属于笔误，就想当然地改成了“半市斤酒”，殊不知他随手给“斤”“市”加上一个换位符号后，这一句在表达上就显得生硬、笨拙了，更没有来由。此后数十年间出版的众多汪曾祺作品集大都沿用了这一版本。如果编辑当时肯请教一下昆明知情的老一辈，或者给作者本人打个电话、写一封信进行求证，问题就能妥善解决。

　　熟读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在多篇作品里都写到过“市酒”。比如早在1947年，汪曾祺的小说《落魄》就曾写道：“他似乎有点自暴自弃起来，时常看他弄了一土碗市酒，闷闷地喝。”这篇作品收录在他的小说集《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版）里。1981年第5期《收获》上发表的《七里茶坊》中也有提及：“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

　　1993年第4期《收获》发表了汪曾祺以《花》为题的一组散文，其中的《木香花》一篇干脆再次追忆了当年“遇雨小酌”的一幕：“我和朱德熙曾于大雨少歇之际，到莲花池闲步。雨又下起来了，我们赶快到一个小酒馆避雨。要了两杯市酒（昆明的绿陶高杯，可容三两），一碟猪头肉，坐了很久。”由此可以猜到，“市酒”特指一种酒，这两个字不能随便拆分。而之前的“半斤”也非确数不必当真，毕竟二人要了“两杯市酒”，而“昆明的绿陶高杯，可容三两”，这样看来，“半市斤”也就跟着失去了重量依据。

　　汪曾祺在散文《七载云烟·采薇》中曾用一首诗来概括自己吃过的“昆明美食”：“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尚有灰藋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怕读者看不明白，他在文后加了注解特别说明：“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谓之‘玫瑰重升’，似乎有点玫瑰香气。”汪曾祺没有谈及的是，升酒之所以有玫瑰香气，是因为蒸馏时添加了滇池之畔的玫瑰花瓣；而重升酒加入糟卤，再次入锅蒸馏，即可得到味道愈发醇厚的“玫瑰老卤”。

　　可以说，汪曾祺的昆明抒情与叙事是当代文学的一大收获。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纵观他全部的创作履历，是昆明、是西南联大让汪曾祺成为了汪曾祺。他有大量的写昆明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这一题材绵延了大半个世纪，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过程。对汪曾祺的语言追求稍作了解再细读原文就不难发现，“半市斤酒”这种表述，与作品中口语化、生活化和心灵化的上下文以及《昆明的雨》流畅、考究、优雅的文风明显格格不入、大异其趣。这一处的更改，给原作减分不少。好在201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钩沉辑佚、考辨真伪”，已把这一处恢复了原貌，希望使用多年的中学语文教材也能及时改回“正版”。

　　永远字斟句酌的汪曾祺，曾遇到过多次编辑“乱改”的情况。汪曾祺关于沈从文的阅读体验，是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文献，特别值得重视。他写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有一句：“这种朴实，来自雕琢；这种流畅，来自推敲。”编辑把“来自雕琢”改成了“来自不雕琢”。编辑可能认为雕琢是不好的，只是这样一改前后语义重复，这句话等于没说。编辑没有理解汪曾祺的本意——沈先生语言的朴实，是其苦心经营后的朴实，是匠心独运的朴实。

　　小说《戴车匠》里有一句赞美：“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编辑竟在“工作”后面补上了一个“间”字。或许是认为原句不通，人怎么能走进他的工作呢？汪曾祺深谙中国传统文章学“虚实相生”之道，“走进工作间”是写实，是照录生活；“走进工作”是写意，是由实入虚，是用虚实相接的修辞打开一个宽大的象征空间。编辑的改法倒未必是煮鹤焚琴，但还是有点儿煞风景，糟蹋了好东西。

　　更让汪曾祺哭笑不得的是，他写过一篇名为《谈读杂书》的短文，里面提及自己读《昆虫记》得到的一个知识：“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实在非常高兴。”结果发表后，前一句变成了“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他原来是个聋子”。这让一向性格平和、少有火气的汪曾祺也不大接受了：“这就成了法布尔是个聋子了。法布尔并不聋。而且如果他是个聋子，我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阅稿的编辑可能不知道知了即是蝉。觉得‘知道知了’，读起来很拗口，就提笔改了。这个‘他’字加的实在有些鲁莽。”

　　这几次经历，汪曾祺在《有意思的错字》里都写过。文章的结尾处，他还不忘点题：“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在息事宁人，编辑细致一些，作者宽容一些，不要因为错字而闹得彼此不痛快。”作家可以包容，但编辑却应该有所警觉，至少不能因为自己的知识局限、视野狭窄和工作失误，而导致“化神奇为腐朽”的遗憾出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汉语文学是汉语的艺术，汪曾祺是汉语表达艺术的卓越代表。在一次研讨会上，作家林斤澜曾说：“论语言，在男作家中，汪曾祺第一。”汪曾祺是一个语言至上主义者，他坚信：“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为了汉语艺术，他对文学始终殚精竭虑，倾其所有，矢志不渝。难怪林斤澜会赞叹汪曾祺是“一棵树的森林”——树只有一棵，却是一片大森林般的蔚然壮观和茫茫苍苍。

　　（作者系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