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陈文硕 余虹谕

　　6月28—29日，第六届全球治理前沿论坛暨“世界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南方”对世界秩序的重塑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世界秩序深度调整期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作用等议题展开研讨。

　　人类共同安全呼唤全球治理共识

　　山东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秦亚青表示，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以及全球治理的转型是本届论坛聚焦的两大核心议题，需要学术界深刻把握百年变局的具体表现、根本动因及关键影响因素。要探讨全球治理的新特点、发展方向及与世界秩序演变的互动，特别是新思想、新科技带来的影响。相关学术讨论必须坚持中国视角，深入思考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的责任，推动世界和平与合作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刘贞晔认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多边治理机构的治理权威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陷入各种赤字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他研判认为，未来将形成“对抗性妥协”与“对抗性依存”交织的新型竞合模式，尤其在人工智能、气候治理等新兴领域。全球性的新问题和新风险将不断呈现，人类共同安全呼唤全球治理共识。其“领导缺位与争位并存的时代，全球治理越来越依赖大国间的机会性妥协”论断引发与会学者共鸣。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明进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成为国际共识。一方面“全球南方”诉求强烈，另一方面美国等秩序缔造者由维护者变为破坏者。欧盟作为多边主义产物，原则上支持改革且通过多平台加强与“全球南方”对话合作，但改革实践有局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直指西方中心主义治理范式的根本缺陷：其主导的国际规范、制度构建及议程设置，难以反映和包容非西方国家对多样性、平等性的诉求。未来，全球治理的建构路径应注重话语体系重构、治理机制重构与参与方式转型。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危机，“全球南方”和新兴大国强烈呼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秩序重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魏玲认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演变呈现权威结构复杂化、多中心多节点网络化发展、不同领域和层级权威互动紧密化等特征。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应坚持“制度开放”路径，通过回应紧迫治理需求、突破路径依赖、推动平行制度合作和新机制集体崛起，形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治理格局。

　　关注全球治理新领域新议题

　　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不仅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也呼唤研究理论与方法视角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从观念变量视角出发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不仅是物质力量和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观念叙事、身份建构和他者认知共同作用的产物。要塑造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以应对经济、技术等领域的新挑战，必须重视观念变革。“他者观念”对于全球治理的合作模式具有重要解释力。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姚璐提出从“问题导向”转向“空间导向”的全球治理分析框架，力图超越固有概念束缚，探索更包容、更适应时代变局的治理路径。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曾向红阐述了构建“全球南方”国家安全合作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全球南方”普遍面临权力结构压力、观念结构压力、利益格局压力、感受结构压力。未来，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安全合作需要关切生存安全，尊重本体安全，促进承认安全，共谋发展安全。

　　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治理成为全球治理新领域的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孙学峰认为，大国在数字技术国际规范中的立场呈现出能力优位、能力劣位、能力均位三种理性逻辑。在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等新兴领域，构建数字技术国际治理规范，不仅体现为大国能力竞争，还体现为对全球安全、伦理、发展的综合权衡。这些立场的动态变化，受战略环境、技术进步与国际治理格局变化的共同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若林则提醒，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应突破技术类比陷阱，重构认知框架：以技术政治学视角聚焦AI背后的数据主权、算法治理等权力结构；引入复杂性思维，构建应对AI网络化、涌现性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推动伦理前置，将“负责任创新”原则嵌入技术设计和开发的起点，探索基于预治理的全新国际合作范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邢亚杰认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理想化预期与现实困境的突出张力，国家治理驱动逻辑交织于技术可控、安全防御、经济收益与权力积累多重目标之间。破解由此带来的治理瓶颈，要基于技术底线，构建差异化治理架构，引入标准互认、责任区分与监管沙盒等机制，推动多元有序治理体系建设。

　　中国方案破解全球治理困境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结构性转型，中国贡献了独特的知识资源和治理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方长平认为，中国强调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将国内治理理念外化至区域与全球治理，倡导和平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既注重解决治理表层问题，也着力应对深层次根源。中国高度重视观念与制度互动，强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统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参考。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高尚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生逻辑”替代西方契约逻辑，主张文明互鉴、安全合作、绿色发展等新型治理范式，在金砖扩容、亚投行股权设计、非洲疾控中心建设等实践中初显成效。这既是对传统大国治理逻辑的超越，也映射出全球治理从大国主导走向共治共享的历史必然。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耿协峰认为，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全球南方”跨地区合作新模式，形成规模巨大、机制创新、灵活合作、韧性包容、互补务实的特点。这类合作突出“全球南方”国家自身作为规范扩散主体的角色，推动全球治理多极化和多元化发展，是在全球治理陷入僵局下的积极应对。

　　国际关系学学科和中国学派建设在当前世界秩序深度调整中面临重大机遇与时代责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世界秩序理论研究开辟新境界，推动中国学派在核心议题、理论方法、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系统建构。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极化世界、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以及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超越性回应等，均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亟须深入探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据《国际观察》编辑部执行副主任刘玉观察，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中国方案、大国关系影响、数字与数据治理、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及区域治理互动等议题，突出多学科交叉、技术领域关注、权力政治与制度规范互动等特征。她提出，未来研究可在重视中等强国、跨国公司等中间层治理，技术对治理体系的颠覆性影响，以及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系统比较等方面深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