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出版为标识，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围绕文明的社会学研究展开了重要探索，将个体心理、社会变迁、理性化等众多议题收编到以“型构”为主轴的文明社会学研究理路中，构建起了从微观个体心理至宏观比较文明的研究图谱。这一跨越边界的尝试，不断激发着当前日益活跃的文明社会学研究。

　　反思性的文明社会学想象

　　埃利亚斯认为，文明概念是集技术、生产力、风俗、思想等不同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无论是作为全球史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单元，还是从个体情感与行为状况上论及文明，文明的内涵及应用都较为模糊，难以直接展开研究。对此，他从传统二元认识论反思出发，借助长时段发展视角探索现代文明化进程中个体心理结构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连接，以此拒斥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传统。进而，文明研究开始探讨个体心理结构转型与现代社会变迁的关系。

　　埃利亚斯强调文明研究的本质是有关人的研究，但人与社会、国家常常是分离的，难以呈现人类文明进程的复杂关系。尤其在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下，在人之于自然的支配力量不断增强、“存在距离”不断拉大的同时，却面临着理性化思潮遮蔽自我认知的吊诡困境，从而不断垒筑起自我与他者间的封闭之“墙”。以至于产生现代文明愈进步，个体却愈陷入封闭自我的局面。然而，尝试整合起个体与社会这一横跨宏观、微观文明化维度的研究理路，既与重操作化的解析式文明研究不同，也与仅将文明视为相关研究背景定位殊异，诸文明要素被纳入反思意义上的“综合”理路中，深度介入有关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个体情感的理性化、知识的客观化等跨学科议题。埃利亚斯就是要通过文明化研究为个体与社会搭建起沟通之“门”，以此呈现人类文明化进程的复杂性。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文明

　　当埃利亚斯以反思西方认识论基础为线索，通过连接个体心理结构与社会变迁来展开现代文明发生研究时，便为文明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型构”则是具象化个体与社会间的长时段动态关系的关键概念。所谓“型构”，即不同主体间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长短不一的互动链条作为具体分析指称。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互动链条长短不同，其内含的权力比率亦有差异，从而形塑出不同权力比率的情感与行动模式。这一关系性、过程性的社会发展研究也从根本上拒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观。埃利亚斯谈及，当结构功能主义者将社会发展议题单独设置成章，贴上发展状况的固定标签时，就如同把发展视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发展作为反思社会认识论的基础要素便在现代社会学中以单列的方式失语了。

　　在文明化理论应用中，埃利亚斯聚焦英法两国的市民阶级、贵族与国王等不同社会阶级关系展开分析。从中世纪至早期现代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土地加速兼并、人口密度增加，原先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逐渐丧失土地而大量流入城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并逐渐转变为从事工商贸易的市民阶级。与此同时，商品化浪潮下，原先封建贵族间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开始向非均衡的暴力垄断化支配转变。部分领主因占有大量土地及赋税而能从现代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暴力机器的垄断建制。随着现代国家战争规模扩大及等量竞争主体减少，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君主政权得以巩固，由市民阶级参与的商品贸易活动成为助推这一态势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在市民阶级崛起、王权的社会化形塑以及地方贵族日趋衰退的形势下，阶级间产生了紧密的互动依赖关系，社会互动链不断延长。在日益细密的社会互动网络中，不同的他者成为制定行动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个体目光愈发“瞻前顾后”，不断加强对日常行动的筹划算计，“羞愧”成为个体在渐趋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情感体验。

　　比较视野下文明的社会学想象

　　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以过程性、关系性的“型构”概念为主轴，打开了超越单一性、二元性文明的社会学研究空间。但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及阶层流动状况不一，个体面临的社会生活差异较大，日常生活的理性化模式并非铁板一块，这进一步突出反映在现代文明化引发的特定价值实践及知识生产的差异上。埃利亚斯围绕英法与德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关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便是典型。

　　据埃利亚斯考察，英法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于将文明作为一系列普遍性社会规则的具体实践，德国中产阶级则更看重思想、艺术、宗教信仰等极具个体性价值成就的文化概念，而这一差异主要由两者不同的阶级关系及其互动状况所致。在英法两国，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培育出强大的职业市民阶层，他们具备较强实力，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表达阶级诉求。在上层贵族、工人阶级的频繁互动中，整个社会结构较为开放自由。指向普适性社会规则与民主化发展诉求的“文明”就成为两国社会价值的普遍旨归。在德国，近代领土面积小且地方势力强盛，自由经济贸易远不如英法两国，导致实力较弱的市民阶级难以通过政治活动实现利益诉求。此时，各阶级边界明晰且相互区隔，整个社会相对封闭，新的社会规则很难在较短社会互动链上有效传导。由此，追求国家、阶级、民族之共性发展的文明概念被斥为虚伪，旨在提升思想、技艺、价值信仰等个体的文化修养则成为德国市民阶级的“阶级小目标”。简言之，英法与德国的不同社会关系结构引发了以外向型与内向型价值实践立场为标识的认知分殊。

　　然而，随着市民阶级成为国家主导力量，在海外殖民贸易开拓下，社会关系的“型构”逻辑开始转变，个体的社会认知受到更大范围文明交流交往的影响。尤其对19世纪末以来的德国来说，原先内向、封闭的自我价值标准开始向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更大价值体系靠拢，有关文明与文化的论争逐渐脱离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限定，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开始往更加开阔的“人类社会”过渡。此时，文明被涂尔干、莫斯等人视为超越单一国族疆域范围的共有社会现象或体系。可以说，这一新的内涵定位突破了国家内部阶层关系的狭隘视域，并为探索全球化进程下复杂的文明发展秩序提供了可能。质言之，埃利亚斯所谓的文明，是在以“型构”为主轴的现代社会秩序变迁下，基于个体的社会认知与想象不断形塑的动态知识生产概念。进一步而言，“型构”的文明社会学研究也在回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下，为“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更加开阔的想象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及其当代比较对话研究”（24BSH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海西州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