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文明标准”是19世纪晚期欧洲殖民话语中颇具影响力的主题。为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赋予殖民行为正当性，欧洲殖民国家设定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盟约》及相关文件规定了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资格与责任，使“文明标准”有了国际法依据。从20世纪开始，美国将“民主”“自由”等作为新的文明标准向发展中国家强势输出，引发世界局部动荡。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迅猛发展，急需有助于人类和谐共生的全新进步文明模式。“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典范。
西方殖民及其“文明标准”
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变革，欧洲国家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进入“现代社会”。在全球资本流动和对外殖民过程中，欧洲国家“以暴力开路、以工业化为杠杆”，迅速将资本主义组织体系拓展到全球，形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这个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其实质是保障政治和经济垄断利益的等级式国际制度。凭借政治和经济垄断优势，欧洲国家也赢得了文明优势。为了给海外殖民统治正名，欧洲殖民者从科学或伪科学的角度阐释落后民族的缺陷，将世界划分为“文明的”“野蛮的”“未开化的”，甚至有更为细致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构建了一个由欧洲国家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为其持续不断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正当依据。19世纪晚期，“文明标准”已成为欧洲殖民话语中有影响力的主题。欧洲人自诩文明、和平、克制，强调其他民族的放纵、野蛮与残忍。根据这一“文明标准”，作为文明社会的欧洲人在与次等民族的非欧洲野蛮人交往时，无须管控武力；只有那些融入文明社会且不再野蛮的民族，才需要欧洲人进行自我武力约束。这个理念发明了美化欧洲文明的话语，并将“落后的、没有教养的一个低等民族”的标签强加于非欧洲民族。由此，欧洲国家以改良“野蛮”社会、改善被殖民者生活和思想为名，赋予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印度和东亚殖民行为的正当性。其逻辑一直延续到当代。20世纪以来，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作为新的文明标准，将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并制造意识形态对立。
以上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标准”受到诸多学者批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较早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质疑。L. 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等认为要从全球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区文明。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和安德鲁·林克莱特的《文明进程与全球秩序》批判了欧洲殖民政权的“文明标准”。
良渚遗址提供“文明标准”新方案
20世纪末，国际流行的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欧美学者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的“文明三要素”：城市、金属和文字。按照这一标准，人类早期文明中并没有东亚地区。中国学界最初也受到“文明三要素”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开展，尝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制度化；出现都邑性城市；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文化发展；密切互动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中国”。《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认为前五个标准是“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第六项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源。
按照“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据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遗址面积100平方公里，古城外围有13平方公里库区面积的庞大水利系统，库容量达4600余万立方米，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个西湖，这个兼具防洪、灌溉、调节功能的水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庞大的水利设施。古城、水利等超级大型工程的复杂规划和组织建设，需要有持续调动人力、财力的强盛国家和强大权力中心才能实现，其所反映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被认为是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本质。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西亚、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留下的遗址都是砖石结构建筑；而临水而居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土木建筑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差异性提供了实证。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显著成就，为进行文明定义和认定文明社会提供了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为向世界展示全面真实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典型实例。
共绘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画卷
21世纪，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导致各地区多重挑战和危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抬头，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进步。与之相对应，“全球南方”国家迅猛发展，其经济总量已逼近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也希冀向世界传播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化、区域性文明。显然，作为西方殖民话语之一的西方“文明标准”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与变化。世界格局变化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文明中的致命问题，同时创造一种全新的、有助于地球上的人类和谐共生、永续长存的进步文明模式。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经济的发展支撑着真正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不断成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和包容，倡导以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努力开创文化融合、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的世界新局面，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这些重要理念为世界各国打破文明隔阂、化解地区争端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迷思，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文明不等于西方文明，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促进世界文明繁荣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只有携手并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深厚的文明力量促进民心相通、力量汇聚，才能共同应对全球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研究”（2023YZ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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