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离开我们已10年了，但我和他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一起。但比较起来，我们家比很多家庭幸运很多，父亲接受了出国援外的任务，先在越南，后来在阿尔巴尼亚，给这两国的大学生讲授中文。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教书，回国时曾路过布达佩斯、莫斯科、罗马，算是闯了世界，我也跟着见了些世面，比如，坐着小轿车去机场接送他出国，小轿车加油时看着指示数字在迅速跳动，机场大厅的地面光亮得可以反光。当然，我也尝到了父亲不在身边的滋味。

　　稍微长大一些后，我开始理解这种体验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每当有客人来，父亲会给他们分享他的影集，里面有他在地拉那、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红场的留影，还有一张是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人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合影。此外，父亲还会谈到，他在越南教书时，胡志明主席穿着拖鞋、敞着上衣来看望他们这些中国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越南人都来向他祝贺，仿佛是他参与研制成功的一样；还有他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该国领导人霍查经常在下午出来到街上走走，偶尔能够遇到。

　　到了20世纪70年代，父亲回到国内工作，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平常。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然不多。这个阶段恰恰是我和父亲在一起最亲密的时光。那时，父亲会骑车带我去西单澡堂洗澡，或者去其他地方。在北京，父亲把他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带来的生存本领教给我。北方洗澡讲究大澡盆，因此实施难度较大。但在父亲的老家，洗澡只需要一桶水和一条毛巾。我家住在师大女附中宿舍，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其中正房、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前院各间都各有一个家庭，我家分到的是餐厅和厨房，内外屋之间墙上还有一个方形的孔洞，我理解是从厨房向餐厅送饭菜的窗口。但最大的好处是：在附带的小院里，有一个压水机，早已坏掉，附带一个下水道，还能用！于是，父亲在小院里，用油毡和竹竿搭了一个小棚子，这样，将烧热的一桶水拎到小棚子里，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毛巾撩水擦身，下水道排水，就可以洗澡了。整个夏天我们全家都按这个福建模式来冲凉。不过，北京夏天的院子里，有一种鼻涕虫——无壳蜗牛，像手指一般粗细和长短，软绵绵、黏糊糊的，黑漆漆的晚上，要小心它可能就在小板凳上爬呢。父亲教给我的另一个水乡技能，就是从北京的河里湖里抓鱼，并不能当食材，只是抓来当宠物养着。方法很简单，就是拿一条毛巾，在河边或湖边从水下面兜起来，没准就有一些小鱼。在北京的什刹海、西海、玉渊潭都可以这样抓到鱼，但很小。有一次，父亲从延庆回来，带来一些活蹦乱跳的鲫鱼送给我（那时没有任何玩具或其他宠物）。哇，比北京城里的鱼大多了。

　　还有一项，让我至今还骄傲的是父亲教会了我游泳。父亲带我玩的项目主要也是游泳。那时北京的天然游泳场进门加存衣大概五分钱。在他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成为班上游泳技术最好的人。据说，父亲年轻时是体育健将，突出专项是篮球和足球，但我从没见他玩过。另一件事我也相信，父亲曾去前门的大北照相馆照相，结果效果太棒了，大北照相馆竟然把他的照片放大洗印出来摆在橱窗里（那时没有肖像权的概念），某天他经过时看到了。这个我相信，是因为那个年代他在照片上显得很帅。

　　到1974年，父亲在单位几乎没有科研任务，他就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制作家具。今天听着也许奇怪，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普遍开始自发地改善生活，自己打家具、装收音机、晒煤球等，很常见。父亲买齐了一套木工工具，锯、刨、锉、锤、卷尺、砂纸，家里变成了一个木工作坊。这个新变化，给我的创造力、想象力带来的巨大冲击，简直难以估量。我觉得在学校上课太无聊了，反而是学工学农有时还有点儿意思，但大部分时间要遵守纪律，听训话，很压抑。现在，父亲的这套工具，放在一个木制的赤脚医生医疗箱里，也成了我的工具箱，我自发地学习各种工具的用法，用锯和锉改变木头的形状，用木工刨把木头刨出平滑如镜的表面，摸上去，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此后，社会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了，父亲开始了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我到了准备高考的阶段，我母亲从中学调到职工大学，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我上大学之后，特别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又出国留学，和父亲亲密交流的机会少了，然而，正是在后面的这个阶段，我渐渐了解了父亲的宝贵品格。

　　首先，父亲是一位刚正不阿、富有同情心的人。我记得很早时，在北师大校园里，父亲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说，那是黄药眠。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怪。父亲补充说：“他是我的老师。”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黄药眠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父亲一直将他当作老师来尊敬。父亲对另一位老先生启功也是一样，定期去看望他的老师，并在单位给他必要的帮助。父亲对于老师、同事和学生，也都是这样以诚相见，无世俗势利、无功利之心。

　　其次，父亲在判断事态发展和人际交往方面，有很高的智慧。回顾他一生中多次的重大选择，就能看到这一点。事实上，父亲从来都是谦谦君子，从不吹嘘。当校领导和其他人来家里祝贺他的学生获奖，他只是微笑，没有半点儿揽功的意思。父亲对我们说，学生得奖，主要是靠自己的水平。

　　最后，父亲在学术创造上，思路灵活、擅长融会贯通。父亲的功底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他能够兼收并蓄，把古今中外的文论都加以参考，然后进行自己的理论创新。我和父亲不是同行，但我的印象是：他的理论没有大而无当的宏大论述，而是中等层次的、局部适用的、言之有物的命题。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二元区分，对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招数来解决的，是刺猬型；了解事物的复杂多样性，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是狐狸型。按照这种分类，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智慧是多种视角、融汇中西、灵活自省的，乍一看，他态度严肃，讲话慢条斯理，其实他会冷不丁地嘲讽一下、解构一下。父亲在晚年计划把更多的时间从文学理论研究转向文学创作，而且已经完成了一些手稿。由于他的离去，还有些手稿没有完成，成为永久的遗憾。

　　（作者系童庆炳之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