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承担着服务国家开放发展、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战略任务。语言是在认知和话语层面发现世界、描述世界、适应世界和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语言学在区域国别学发展中具有突出优势。直接掌握对象国语言，从语言来破题可以快速准确地构建起关于对象国的认知。同时，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实践产物，其本身的生成发展轨迹、背后蕴含的历史变迁脉络和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由此体现的意识形态内涵，也要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因此，为助推区域国别学发展，不仅需将语言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工具，也要深入世界不同语言生成发展的复杂性研究中，进而使语言学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是从静态的语言学向动态的语言学迈进。既有语言教学研究多将语言作为静态的研究对象，研究其语音、语法、拼写等内容，而较少将语言作为动态的研究对象，研究其形成历史和当代发展，追溯其生成渊源、发展动力和演进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语言经常会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乃至直接用另一种语言的字母进行自身拼写。历史上，一些域外语言学家就曾直接介入该地区的语言规则制定和语言发展规划。例如，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使用者超过一亿人，国内多所高校开设了斯瓦希里语专业。最早的斯瓦希里语泛指非洲东部地区坦桑尼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北部沿海地区的班图语言群，约有20种方言，没有形成文字。斯瓦希里语的第一次书面化是借助前殖民时期伊斯兰教在非洲大陆的传播，在10世纪左右本土语言书面文字应运而生，形成了借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的阿贾米（Ajami）文字体系，早期文字内容以伊斯兰道德训教题材为主，许多词汇和拼写规则都直接来源于阿拉伯语。19世纪后，随着基督教在东非地区的传播和西方殖民统治进程的推进，在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殖民官员和语言学家的共同作用下，斯瓦希里语文字字母拼写逐渐改用拉丁文字。1925年，斯瓦希里语标准化正式实施，标准的斯瓦希里语被用于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印刷品。类似地，在东南亚地区被广泛使用的马来语，其语言以方言为主，文字书写则在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和语言学家的共同推动下，对原有的拼写规则进行了彻底性更改，本土婆罗米系痕迹被消除，形成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本土自生的语言和文字受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甚至在外来殖民者和语言学家的直接干预下被改造，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并不少见。这一方面固然是西方殖民者为了更好地在当地实行殖民管理精心打造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历史产物。厘清主观上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语言文字进行同化改造，与客观上两个或多个文明语言文字的交流互鉴，为对这些语言的深入研究拓展了研究空间。

　　二是从工具的语言学向社会的语言学迈进。语言的出现与发展，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化语境和社会阶层结构等因素息息相关，西方现代语言学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扩散又常常与宗教传播、经济压迫、文化殖民如影随形，对一门语言的学习不能简单地就单词谈单词、就句型谈句型，而要回归其所产生的区域国别社会背景中进行审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共同的民族语言成为构建共同文化的基本元素，从而发展出共同的历史记忆，进而形成民族认同意识，以此建构更为稳定的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已超越了工具属性，而嵌入民族、社会、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如上文所述，一些国家和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并不完全是文明发展自然形成的，而是出于域外殖民者、语言学家为其制定的语言规则，目的是实现更好的殖民统治和长期控制，甚至是制造矛盾进而分而治之。因此，可以看到，一些以共同语言为出发点划分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边界，与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行政管理边界并不完全重合，在一些地区表现为“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矛盾，催生了各类地区冲突。这时，非自主产生的语言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地区矛盾的导火索。不同语言的划分定义了新的组织形式，可以清晰勾勒出自我与他者。对这些语言的研究，要突破生产工具的范畴，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领域。

　　三是从当代的语言学向未来的语言学迈进。世界上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语言随着使用者的减少在消失，一些新的语言在形成或被发现。在西方殖民时代，语言的融合通常体现为突出某一种语言的支配地位，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合作条件还不充分，表现为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强行推广，各种语言的融合和互相丰富往往是被动的，殖民者的语言与被殖民者的语言几经混合诞生出了100多种新的语言。到了当代，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大大增强。围绕语言进行支配和反支配斗争的过程已经结束，但语言的发展进程并没有结束。随着世界各国人文交流开创新局面，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协作的机会在增多，水平在提升，世界上不同语言还在不断向前发展。笔者在非洲和南亚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区掌握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中文词汇经过简单本地化语音改造后进入了当地语言体系，特别是在年轻人中特别流行。当然，与此同时，一些其他语言的词汇也进入了中文语言体系。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加快构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更多地被接受，去往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和来华经商学习的海外人士越来越多，中文的使用和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要关注中文未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与当地语言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以更顺畅的沟通交流为基础推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而不能仅停留在对不同语言的翻译转换上。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交叉学科的设立，为与之相关的政治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学科的交叉生长，源于学科自身研究边界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于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语言学来说，如果希望对区域、国别进行整体性、宏观性、集成性研究提供更大帮助，就要超越工具属性，既要回归到语言本身，认真剖析语言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规律，特别是研究背后体现的社会价值观，又要对围绕语言外生出的种群、民族、社会等“语言共同体”进行探索，从而与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其他区域国别学相关学科产生研究交集，聚焦研究交叉点，创新和丰富研究路径，形成研究合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