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华文明探源之际，从史学史的角度回望20世纪的古史书写，从理论的高度思考何为上古中国、如何探寻上古中国，既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亦能从历史的纵深思考中华文明探源的路径与意义。王兴的《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以下简称《建构》）一书即是着眼于此。总的来看，《建构》一书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

　　聚焦20世纪古史研究的

　　“立新”

　　有关20世纪古史研究的史学史回溯，大致可分为两个脉络：一是关注史家如何“破”“旧古史”，二是分析史家如何“立”“新古史”。

　　“破旧”势必伴随着“立新”，面对近代中国的变幻时局，以一部科学、可信的中国古史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正是近代社会所必需。然而，相较讨论“古史辨”派等“破旧”工作，考察古史研究的“立新”并不容易。首先，论者需要熟稔20世纪学者如何“破”“旧古史”及相关学术史研究成果；其次，论者还需熟悉20世纪学术界如何借助考古学复原古史基本史实及相关学术回顾与总结；最后，方才能够直面20世纪的古史撰述。可以说，《建构》一书承续了前人对于“破旧史”“考信史”的研究成果，实质上将学术界对20世纪古史研究的回溯，由关注质疑旧说、分析重建史实，进一步推进到考论古史的“立新”这一更为综合性的层面。

　　《建构》围绕“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这一主线，考察了20世纪史家如何建构书写可信的、科学的、系统的、世界的“古史”。第一章“分期与断限：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从何为“古史”破题，分析总结了20世纪史家如何界说“古史”这一概念，在全书着手讨论古史建构前，对界定何为“古史”做了基于各种成说的概念梳理。综合考虑中国近代学术语境下相关言说的用语习惯，该书所涉及的“古史”一词，泛指秦统一六国前的中国历史。第二章“20世纪‘古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可视作书中回溯古史撰述的时间线起点。古史文献由信史转为神话传说，是古史研究在近代史坛成为热点的缘由之一。第三章“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是书中用力最勤的一部分。该章打通1949年前后，分析不同时代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如何尝试运用考古资料撰写可信且有系统性的“新古史”。第四、五章采取个案研究法，考察了20世纪史家书写“中国人种起源”与“国家起源”这两个“古史”建构中的重点议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单纯关注“史家”和“史著”的研究理念与考察方法，《建构》点线结合地讨论了20世纪古史撰述的演进逻辑与重点个案，可谓独辟蹊径。

　　以通史眼光考察

　　20世纪古史撰述

　　《建构》彰显了关于通史与断代史关系的精辟思辨，书中虽然讨论的是20世纪的古史撰述，但始终不离通史眼光。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将古史定位为通史撰述的“起点”，认为“撰写中国历史时，绝大部分史家会按时间顺序梳理、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如何撰写中国‘古史’”，“甚至成为他们能否写好整部中国历史著作的先决条件”。所以，书中考察古史撰述，不仅聚焦古史撰述，更始终关怀一部新通史如何写起的问题。

　　其次，书中回溯20世纪史家对“古史”概念的不同认识，揭示了古史书写与“新史学”思潮下通史书写的内在联系。作者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着眼于王朝更迭，“新史学”思潮下史学书写开始转型，出现与朝代更迭若即若离的古史。进而全面比对有关“古史”的不同表述，又详细分析20世纪史家对信史开端的不同认识。一番细致爬梳下，读者清晰得见：古史的年代界限，实非王朝断代的自然界限，而是“新史学”震荡中不同史观下的各家之言。古史与通史的关系得以昭然揭示：古史绝非一种界限分明的断代史，相较其他朝代史，古史撰述更需有机融于通史，离开“新史学”追求的新通史，古史无从谈起。

　　再次，书中第三章颇具通史眼光。探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人类活动，考古学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甚至有观点认为考古学唯有在史前史研究领域最具话语权，主张“考古不下三代”。隐约之间，考古与古史似乎自成一体，又似与以传世文献为主体材料撰写的周秦以后历史断裂。对此，该章回到历史现场，敏锐地注意到考古资料之所以受到当时历史编纂者的关注，并成为重要的“古史”材料来源，很大程度上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有关。虽然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与编纂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但是以考古资料撰述古史绝非要与通史撰述相割裂，反而是为了与周秦以后历史的书写相适配，以更好地撰写通史。

　　最后，书中分析的历史撰述著作中，通史撰述分量极大。这从史料运用的角度，再次证明全书关注的绝非“遗世独立”的古史撰述，而是作为通史撰述的古史撰述。

　　对考古学文献的运用与辨析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表征之一，即是考古学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近代史学发展，不可不关注考古学之演进，而梳理近代中国的考古学史，亦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建构》正是从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考古学史的双重发展脉络中，揭示20世纪中国古史编纂的复杂面貌。

　　古史撰述中如何应用考古学材料与研究成果，古史编纂者又对考古工作有何评价与期待，是《建构》运用和辨析考古学文献时的重点考察内容。书中对考古学文献的考辨，还体现在作者通过爬梳考古学文献，梳理出考古学家古史撰述思路的形成历程。比如书中通过总结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的编纂经验，进一步展示了史学与考古的内在联系。《远古时代》编写的成功，源自白寿彝对考古资料的重视。此外，两人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宏大理论思考有共通之处，也是《远古时代》得以成功编写的关键。《建构》分别梳理了白寿彝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的理论认知，以及苏秉琦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的考古学观察，进而指出当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同一课题时，他们才能够借鉴及吸收对方学科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并落实到历史编纂之中。

　　瑕不掩瑜，该书在两个方面还有完善空间，未来修订时尚需深入。

　　一是该书涉及的具体问题，或仍有所遗漏。比如书中借用王桐龄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三要素，即“种族”“区域”和“年代”。第一章关于“古史”不同表述、古史分期问题的多元观点、中国“信史”开端多重认知的考察，属于古史建构中的年代（或时间）问题。第四章探讨中国人种起源的历史叙述情形，属于古史建构之中的种族（或人种、民族）问题。在此基础上，如能增设一章内容，专门探究古史建构之中的区域（或地理、疆域）问题，更能展现出20世纪中国古史编纂的整体面貌。二是在分析近代史著时，还应对比多个版本，对细微表述差异做出阐发。如该书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家语境中的“史前时期”有特殊指代，但未做深究。

　　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等重大史学工程陆续开展，编纂古史正是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建构》以“立新”视角、通史眼光考察20世纪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总结经验、启发当下，可谓正当其时。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