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又被称为佛陀。在创立佛教前，他就曾大胆怀疑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认为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人生的苦难。他对同时期的争论，如世界是否永恒、世界是否无限、理想人格是终或是不终、命与身是异或不异等问题，并不感兴趣。佛陀认为，一个人身中毒箭，不先去就医治疗，却专注于寻问此箭从何处射来、由何人所射、弓由何造、弦由何做、镞头是何材料等问题，结果必然是毒发身亡。佛陀借此说明，一切无关于人们当下痛苦的生死问题都是不切实际的。基于此，佛教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学框架，走上了注重个体自我修行的道路。早期佛教中的佛陀不是拯救者，而是智者、觉者。所以，早期佛教并不具备以神学信仰为基本内核的宗教特征和性质。

　　佛灭后的二三百年里，佛教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缺少统一的权威领导，导致僧团分化，无论是教义还是持戒，都出现了理解和执行上的偏差，各部派自行其是。二是不断招纳婆罗门教徒，虽然壮大了佛教僧团的实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婆罗门教的神学信仰混杂于佛教中，严重影响了佛教思想的纯粹性。三是早期佛教坚决反对佛弟子修习“神通”，他们在与婆罗门教及其他外道抗争时，往往处于下风。因而，佛教不得不默许一些僧人私下修习“神通”，从而造成了部分僧侣重神通而轻智慧。四是部派后期，大众部开始神化佛陀。人们编撰大量的《本生经》将佛陀塑造成了悲天悯人、变换身形、不惜牺牲、拯救有情的形象，如“割肉贸鸽”“舍身饲虎”等故事。大乘佛教兴起后，在本生故事的基础上，又编写出多部“佛传”，从托胎、诞生、出家、成道、降魔、教化等过程塑造佛陀的神性、神威、神力。于是，佛陀成为一个出神入化的偶像神体。这些“佛传”文学的书写，每一个环节都渲染了佛陀故事，展开了宏大叙事，虚构了众多人物与情节，再加上光怪陆离的场景呈现，促使了佛教的神性化。应该说，佛教的神性化正是被文学书写建构出来的。其中，汉译佛典文学中的佛教传记文学，可谓世界佛教传记文学的精品。

　　作为一种域外文化元素，佛陀被中国文学所摄取。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关于佛陀故事的书写成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与素材。在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中，佛陀继续被神化，其弟子也相应地被神化。于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中国式的佛教神祇谱系逐渐形成。一般而言，这一谱系按道行（觉悟和神通）高低、资历深浅来排位。

　　第一阶位，佛。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当代的影视剧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如来佛祖”形象。其原本是指断迷悟道、脱离轮回流转而成的超越诸天、诸神的存在，被称为超神、神中之神、天中天等。原始佛教仅有释迦牟尼佛一尊，后来又出现七佛、二十五佛的“过去佛”观念。大乘佛教兴起后，又出现“多佛”观念，“一佛变多佛”成为普遍现象。燃灯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卢舍那佛等出现在佛教造像艺术和文学作品之中。例如，中国敦煌石窟的佛像壁画异彩纷呈，颇具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

　　第二阶位，菩萨。中国人心中最受欢迎的域外“女神”形象。其原义是使众生觉悟者，原本仅指成道之前的悉达多王子一人，后在多佛观念下，相应地出现“多菩萨”观念，构成佛、菩萨多如“恒河沙数”的局面。大乘佛教把“无淫欲之念”的未成年男性称为“童子”，也属菩萨阶位，如文殊、善财、月光、日光等。在中国汉语文学作品中，塑造最多的菩萨形象是观音、弥勒、文殊、地藏、普贤五大菩萨，尤其是观音菩萨，有“家家观世音”之说。菩萨不一定是出家者，在家修行的居士也可以成为菩萨，如维摩诘居士。

　　第三阶位，阿罗汉。在小乘佛教中仅次于佛陀的果位，如五比丘和后来的佛陀十大弟子以及人们熟悉的十八罗汉等。阿罗汉（arhāt）最初作“aruhat”，其词根“ruh”意为“生”，附上前缀“阿”（a），表示否定，为“不生”。阿罗汉就是不生不死、脱离苦海的意思。从本义上说，“阿罗汉”不能略称为“罗汉”。类似的情况如“阿弥陀”也不能略称为“弥陀”。在中国汉语文学和造像艺术中，汉化了的摩诃迦叶、阿难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阶位，护法神。佛教护法神谱系异常庞杂，其构成来源渠道多样，著名者有“天龙八部”等。可分为：（一）天部众。“欲界六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帝释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四天王天，即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其中多闻镇北方，又称托塔天王，与其子哪吒的生死恩怨故事，就是当下火爆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素材来源。韦驮天：寺院护法，执金刚杵。天部中一些手执金刚利器、怒目狰狞、降魔驱鬼的元帅、将军又被称为金刚，如“四大金刚”（四天王）、八大金刚、韦驮金刚、夜叉金刚等。（二）龙部众。有八龙王（中国有四海龙王）、水中夜叉（如巡海夜叉）等，统属龙部。四海龙王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神祇形象，其行云布雨的功能广为人知。（三）杂部众。夜叉（陆空夜叉为罗刹属，伤害人、食噉人）、阿修罗、迦楼罗、乾闼婆、紧那罗、摩睺罗伽。“天龙八部”等异类皆感化于佛陀威德，归为护法神，由四天王统辖。其中的龙、夜叉等形象在中国通俗文学中流传甚广，已成为具有辨识度的文化象征符号。

　　第五阶位，地狱众。佛教所说的地狱，是指众生因其前世所造恶业而入地下牢狱，是“六道”中最残酷、最痛苦的地方。地狱的最高执政者为阎罗王，俗称“阎王爷”。阎王爷在地狱里并非逍遥法外，他作为审判长，却罪孽深重，承受着身心煎熬。每昼、夜各三个时辰，狱卒来捉阎王，将其置于沸鼎中受罪。待其受折磨后，复可与狱臣共享福乐。阎王爷麾下有九大鬼王及鸠盘荼等鬼王，又有老、病、死三使者及狱卒等，构成了等级森严的地狱管理系统。

　　佛教神祇不仅来自佛教本身的自产自造，还取材于各类文化传统。比如，菩萨类的观世音，即源自印度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梨俱吠陀》中的双马童形象。双马童是最早具有保护、医治和拯救世人职责的神祇，在《梨俱吠陀》里位列第五。佛教将其吸纳，转为观音，因而观音有马头观音一相。再如，护法神天部众的帝释天。在中国的寺庙里，帝释天多为少年帝王像，且是男人女相。在水陆画中，帝释天又是一副中国后妃的模样。帝释天，原名“因陀罗”，是《梨俱吠陀》里的众神之王，掌管雷电、雨水、战争，象征着力量与权威、战神和胜利。佛教引进因陀罗，将其改造为重要的护法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传播中十分注意对所在地域人物的吸纳与重塑。比如，众所周知的关羽本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然而，他不仅被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重塑了“忠义”形象，还被中国佛教收编为伽蓝菩萨，即后世所称的“关公”。

　　在中国佛教文学中，佛教的神祇形象往往具有类型化特征，给人千篇一律之感。但是，作为艺术审美的对象，佛教神祇形象确有其独特之处，有的高高在上，俯瞰一切；有的慈眉善目，悲悯苍生；有的金刚怒目，叱咤世间；有的甘为配角，插科打诨……凡此种种，构成一幅绚烂多姿的神奇画卷，为中国文学的书写提供了绝妙的素材和题材。佛教从一个外来的宗教演变成本土化的宗教，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审美、精神与生活。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