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捐赠是慈善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慈善事业的核心支撑以及慈善与社会链接的有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经历了从复苏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过程，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统计，我国人均捐赠额从2002年的0.92元增长到2020年的147.77元，增加了160倍。公众捐赠数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得益于公众慈善意识的提高，更是社会结构变化推动慈善捐赠格局转型的结果。鉴于此，从第三次分配视角重新审视慈善捐赠的公众参与水平，进而探究我国慈善捐赠格局转型的深层机理，有助于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被动入圈：政府主导下的慈善捐赠格局

　　在1978—2007年间，我国慈善捐赠以政府为链接主体，依赖行政机制形成的捐赠圈和救助圈，通过行政动员的方式，鼓励精英人群进行捐赠。

　　从慈善捐赠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慈善救济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少数由社会捐赠，且社会捐赠大多通过政府号召的行政动员或单位摊派的形式进行，因此捐赠主体以企业家、政府公职人员为主，较少有公众自发进行捐赠。

　　从慈善资源中转机制来看，政府机构为慈善捐赠的链接主体。虽然官办慈善组织开始出现且数量不断增加，其开展的公募行为也受到政府的认可。但受限于组织自身能力，慈善组织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或通过政府“搭桥”从其他原本只有微弱联系或无效联系的主体中获得，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强关系链接。

　　从慈善捐赠形式来看，这个阶段的慈善捐赠主要为救灾捐赠，使得有形资金和物资成为重要的捐赠内容，且灾害为突发性事件，因此慈善捐赠往往会在灾害发生后进行，较少出现持续性捐赠行为。

　　政府作为慈善捐赠的链接主体，有助于增强慈善事业的合法性，也能够帮助慈善活动获得公众的信任，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但在这个阶段，慈善捐赠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根本问题不是经济原因，也非公众意识薄弱，而是这个阶段的动员对象仍局限于精英人群，很少涉及社会公众。

　　主动拓网：慈善捐赠新格局的出现

　　2008年是我国慈善事业走向“全民慈善”的重要节点。汶川地震等大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慈善捐赠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慈善意识的广泛觉醒。由此，我国慈善捐赠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从“被动入圈”到“主动拓网”的转变。

　　在这个阶段，我国慈善捐赠格局逐渐以慈善组织为链接主体，通过专业项目链接捐赠者和受助者，此时，主体间形成开放的网络结构。

　　从慈善捐赠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慈善捐赠主体逐渐大众化，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自发参与到慈善捐赠中。一方面，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和日常治理工作，通过发挥慈善组织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公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到慈善捐赠中，以满足内心的向善需求，为社会贡献爱心与力量。

　　从慈善资源中转机制来看，慈善组织开始成为慈善网络的主要链接主体。政府不仅允许官办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也逐步允许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民间慈善组织进行公开募捐，提高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同时，数字媒介的出现、公众慈善意识的上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提升了慈善组织在慈善捐赠机制中的重要性，推动其成为资源中转的链接主体。

　　从慈善捐赠形式来看，逐渐呈现多元化和持续化的趋势。公众捐赠内容除了传统的资金和物资外，还扩展到股权捐赠、志愿服务。此外，慈善月捐模式的出现也推动了持续性捐赠的发展。

　　慈善捐赠格局转型的深层机理

　　目前，我国慈善捐赠格局已经实现从“被动入圈”到“主动拓网”的转型，有效促进了社会公众的参与。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个过程的发生？具体来说，可以从政策、技术、组织等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慈善捐赠政策持续优化。起初，慈善捐赠政策较为零散且主要关注救灾捐赠。自2008年以来，民政部开始发布相关政策，明确慈善税收优惠和捐赠票据的使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依法慈善的时代。政策供给是政府执政理念的体现，是政策执行的依据，我国营善环境持续优化，体现了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也推动了公众建立慈善意识，积极参与到慈善活动中。

　　第二，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公众参与捐赠的渠道经历了从募捐箱、慈善晚会到论坛、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形式多元的互联网募捐活动成为公众捐赠发展的契机，移动客户端、手机支付、社交软件等工具的出现也让日常捐赠理念得到普及，公众有能力且有意识参与到慈善捐赠中。

　　第三，慈善组织专业服务能力提升。在改革开放之初，慈善组织主要以官办基金会为主，其拥有公募资格，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补助。随着《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及相关条例的放宽，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开始增多，且部分组织获得公募资格，能够自主开展公开募捐活动，通过专业的慈善项目吸引公众进行捐赠。慈善组织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需要不断优化慈善项目，以获得公众的信任、获取社会资源，在此过程中，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也得到进一步激发。

　　慈善捐赠格局的变迁反映了我国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够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形成有益补充，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理解公众捐赠情况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微观均衡流动。虽然我国当前的公众捐赠水平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我们可以通过慈善社区化等形式推进公众参与，以提高慈善捐赠的稳定性，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