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倡导大国责任的三种取向

2025-03-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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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由于责任在根本上是问题导向的,因此国家责任在本质上就是对国家实力的运用,并直观地表现为对国家利益的满足。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不仅要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还要以他国利益、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等作为参照,并相应形成了国内责任、国际责任与共同责任的范畴。对中国而言,大国责任的基本内涵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共同利益论的原则要求,以履行国内责任为前提、履行国际责任为外延,强调共同责任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和基础性作用、能力与责任之间的良性匹配、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责任取向。
  国内责任取向
  履行国内责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稳定向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定义大国身份的基础所在。中国对共同利益的实现秉持“推己及人”的立场观念,而对国内责任的履行则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动原则,通过对自我的道义约束实现对自身利益的严肃维护,而非西方大国“约束别人,成就自己”的理性主义逻辑。与此同时,这种表达又不是单纯对国家利益的宣示,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准则。
  其中,“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意味着既要重视中国国内责任对人类世界的关联性价值,又要考虑到世界舞台对中国国内责任的扩散性影响。就关联性价值而言,作为世界整体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并应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扩散性影响而言,中国对海外利益的维护即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内责任扩散与外延的直接表现。
  国际责任取向
  关于国际道义,大国要合法地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就不能无视世界上公正变革的要求。中国对国际道义的坚持不是偏向于某一利益攸关方的选择,而是致力于以公平正义的理念推动优势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中国对国际道义的宣扬为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的维护作出了表率。
  关于南北平衡,中国长期主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发展展现更多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始终坚定发展中大国的定位,始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始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斡旋。这显示出,中国愿意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而承担可能的战略压力。
  关于对外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提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新时代的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传统智慧,将对“利己”和“利他”的探讨替换为对“公利”和“私利”的思考:在公利基础上的责任履行使得原本单向度的责任行为变为一种双向的对接,从而将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性责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责任”。
  共同责任取向
  在双边层面上,中国继续坚持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关联性,特别重视大国之间的共同责任承担。尽管新时代中美关系走向呈现变动性的态势,但是中国始终认为两国之间在全球和平与世界发展方面具有深刻的共同利益,从而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的国家实力增长更加彰显同其他大国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愿,这或许能成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路径。
  在多边层面上,中国继续深化多边合作,专注于引领国家间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始终注重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并提出“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应当说,中国通过在多边交往互动中完善合作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等途径,在履行大国责任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多边的共同责任。
  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始终强调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位,注重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表现源于危急时刻能够稳住阵脚的担当,更来自平稳时期能够助推进步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再次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中国致力于通过在多边制度和规则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导向”,突出中国不同于既有大国的创新性思维,从而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与认可度。
  此外,在履行大国责任时,还应观照到以下原则。第一,更加注重责任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在如何衡量能力与责任匹配的标准问题上,中国既不能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导向,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准确把握适合与发展中国家自身定位的标准。第二,更加注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意味着大国要在平等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承担更多的非对称性责任,而这种责任又要在共同责任的框架中实施,而不是由大国单独承担和主导。第三,更加注重责任和利益的协调统一。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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