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传播学系启动了一项名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后中立性”（Post-neutrality in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的研究项目。

　　在丹麦乃至其他西方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正在经历重大转型，这些一度被视为中立性的文化机构正在某些社会问题上采取更为独特和积极的立场。一些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致力于促进社会更加包容，并引起人们对过去的不公正现象的关注。与此同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解决新型社会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等。有鉴于此，该研究项目旨在从不同角度研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转型，从而创建概念框架，以便于针对文化机构展开更有成效的讨论，对其实践活动进行评估。

　　针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中立性与后中立性问题，本报特约记者对哥本哈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亨里克·乔楚姆森（Henrik Jochumsen）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介绍，“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后中立性”研究项目将探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具体实践及正当性，审视其与公众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了解文化机构的角色转变。

　　对中立性的探讨

　　乔楚姆森表示，“中立性”包含几层含义。首先，保持中立可以指不采取立场，而与之相对，非中立则指采取立场。其次，保持中立也可以指保持被动，而非中立则指主动采取行动。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领域，中立性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美德，对于图书馆员而言尤为如此。图书馆员保持中立性就意味着不受个人观点左右，在实际行动中确保用户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最后，很多人认为中立性等同于客观性，或者说至少意味着追求客观性。

　　哥本哈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南娜·坎恩-拉斯穆森（Nanna Kann-Rasmussen）等学者撰文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政策制定者和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中立性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可以实现的一个理想。对于图书馆和博物馆领域的专业人士而言，中立性的指路明灯就是科学,而科学则被视为真理的同义词。档案馆亦被视为中立的事实储存库，也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然而，如今人们对科学的感知方式已有明显不同。

　　随着人们观点的转变，对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后中立性的讨论日益增多。乔楚姆森认为，“后中立性”还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概念，目前没有固定的定义。“我用‘后中立性’这个术语时，是把它看作这样一种概念，它容许我们针对中立性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身份问题展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讨论。”

　　乔楚姆森指出，当前西方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中立性与非中立性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层面和社会层面出现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移民增加、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兴起、假新闻泛滥，而这些挑战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信息素养、社会凝聚力等问题，进而引发新的思考：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应该对这些问题采取被动还是主动的立场。坎恩-拉斯穆森等人也指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面临着保持中立性还是采取立场的难题。

　　中立性受到质疑

　　重新审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中立性问题，需要回答它们是否应当保持中立，又是否能够真的保持中立。坎恩-拉斯穆森等人写道，如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领域的大多数专业人士可能都一致认为，保持中立性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曾质疑相关档案研究中提出的所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并指出中立性是一种虚构的概念，而且现实世界本身就不是中立的。乔楚姆森也认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实践中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根本理由，至少在西欧背景下，在于促进启蒙、教育、赋权、民主和社会流动性，为实现这些价值观而努力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同样，博物馆在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打造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手段，这也并不具备中立性。

　　“如此一来，可以说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中立性本身是一种迷思，一个概念而已。”乔楚姆森表示。他提出，这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当我们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我们都有偏见和盲点时，我们有可能保持中立吗？其二，中立性的概念是否会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降格为单纯的技术人员，从而削弱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社会意义？其三，既要中立地传播信息、知识和文化，又要倡导建立更美好的社会，两者真的可以同时兼顾吗？

　　乔楚姆森认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人们都无法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因此必须学会承认自己的偏见，对其进行反思并尽量克服。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要学着去平衡自身面临的复杂乃至有时彼此冲突的任务。在艰难的选择乃至互相冲突的观点面前，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需要思考：如果我在某方面采取某种立场，这意味着什么？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或排除哪些人？

　　坎恩-拉斯穆森等人认为，基于文化理论而展开的关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和含义。例如，图书馆的分类系统通常被视为中性的检索工具，而美国信息学学者霍普·奥尔森（Hope Olson）却指出，分类是由主流文化话语所构建的，反映出对世界的特定看法，其中有的知识被接受，而有的知识则被边缘化或排除在外。坎恩-拉斯穆森等人指出，类似这样的讨论不只涉及图书馆，也涉及档案馆和博物馆。

　　另有学者指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也曾为殖民者所利用，用以传播叙事以达到其目的。乔楚姆森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有意无意间确实可以成为殖民主义的工具。有鉴于此，人们如今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例如其关于国家、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的叙事和其代表性和包容性问题。人们也愈加意识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所存在的盲点。

　　在挑战中转变角色

　　乔楚姆森表示，各家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面临的挑战不一，但是整体而言，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均面临来自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挑战，而且人们已经在讨论实体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未来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例如，当大多数信息和材料都可以用数字方式搜寻到时，实体图书馆应提供什么？是否会日益发展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之家或市民聚会场所？这个问题凸显了机构正当性和身份之间的困境：如何在保持图书馆或博物馆身份的同时创造新的社会身份？此外，文化体验的实体和数字机会都在显著增加，这对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它们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如何创建一种当代叙事来展现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意义，从而引起公民和政治家的共鸣，这也是一种挑战。

　　面临后中立性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问题带来的挑战，西方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转变角色时，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相关转变。乔楚姆森认为这种角色的转变是必要的。他提到，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安妮·戈尔丁（Anne Goulding）曾探讨公共图书馆如何被重新定位：它们不再只是人们借阅图书乃至访问数字资料的地方，而是日益成为重要的社区活动场所，将人与人、人与社区彼此联系起来，将各社区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起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教授R.大卫·兰克斯（ R. David Lankes）则指出，图书管理员应当积极推动社区内的有益改变。乔楚姆森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专业人员。例如，在可持续性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可以推广可持续发展知识、充当生活实验室、提高人们对可持续性的认识、推动当地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其工作人员需要提升自身的人际关系技能、创新能力、策展能力等。

　　乔楚姆森表示，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后中立性研究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但他相信并且希望相关研究能够对重塑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21世纪的社会角色作出贡献。在当今全球、社会、政治和技术层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重要性和身份，也有助于理解和发展其社会正当性，即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它们又如何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作出什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