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的高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美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将科技领域不断政治化、安全化，组建形形色色的技术联盟，使得大国高科技竞争的阵营对抗风险增加。而相对于以往联盟研究主要聚焦于军事安全领域而言，技术联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都值得学术界关注。

　　大国博弈与科技竞争

　　国家之间的战略实力如何演变，直接关系到大国博弈的基础，也意味着战略实力对于大国博弈影响深远。美国在大国博弈方面更加注重战略实力建设，如推动制造业回流、加强高科技产业壁垒、打造技术联盟，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对战略实力的重视。

　　对于中美博弈而言，美国当前最为看重的是经济实力较量，将此视为影响两国战略实力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在经济方面远甚军事方面，这也促使其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不过，在大国经济竞争当中，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意味着中美高科技竞争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在科技领域，中国具有产业链和市场优势，而美国则具有科技研发和国际动员优势。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美国也更加注重动员其联盟体系，试图打造技术联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为加强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美国试图通过联合盟国与伙伴构建技术联盟来进行霸权护持。其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维持其霸权地位；二是通过高科技封锁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三是通过技术联盟来拓展联盟合作领域，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

　　联盟体系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

　　相对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盟国主导优势而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优势更加分散。为了弥补在生产要素、市场等方面的不足，美国非常注重与盟国的合作，进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科技竞争。在美国打造的技术联盟当中，联盟、国家、企业、行业协会甚至一些重要个人都是参与主体，因此至少要处理联盟关系、政企关系和企业关系三组关系。

　　科技领域涉及的议题比较广泛，近年来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半导体议题，美国联合日本、韩国、荷兰等盟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打压。而在其他科技议题方面，美国也同样存在打造议题联盟进行多边施压的迹象，如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

　　当前，美国正在不同议题上打造技术联盟。以往关于传统联盟形成的原因，大体存在威胁平衡、权力平衡、利益平衡等观点。而对于技术联盟何以形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存在多种观点，主要涉及技术威胁感知、市场利益、联盟压力、政企关系等多种因素，认为这些影响着技术联盟形成的逻辑。相对而言，联盟压力和技术威胁感知的观点更为常见。联盟压力主要是指美国对其盟国施加的压力，存在外交劝说、经济制裁、减少安全保障等多种方式。在科技竞争方面，主导国对盟国施加的压力越大，盟国战略自主就越小，对冲战略就面临着更高的成本与风险。由于对主导国的战略依赖，盟国对其追随程度就越高。反之，盟国越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战略选择，对主导国的追随程度则越低。技术威胁感知是指盟国基于技术优势预期，对联盟针对国如中国的技术威胁程度认知。一般而言，盟国对联盟针对国的技术威胁认知越强，就越倾向追随主导国开展竞争。当盟国并未将针对国视为技术威胁认知或威胁认知较低时，来自主导国的联盟施压往往会被抑制和弱化，盟国对主导国追随程度相对较弱。这种解释逻辑对于理解当前美国的技术联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技术领域涉及的要素更为复杂、权力更为流散，对其联盟形成与运转的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 

　　美国技术联盟的现实局限

　　从美国技术联盟的实践来看，主要体现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不仅推动美日韩建立芯片联盟，还尝试和日本、韩国、荷兰等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极为重要的盟国组建半导体技术联盟。

　　对于美国而言，如何确保技术联盟发挥大国竞争的效果，需要美国对盟国有着强大的联盟管理能力。但从实践来看，美国仅仅靠强制、敲诈的方式来胁迫盟国追随对华科技竞争具有不可持续性，其间的诸多主体、战略分歧和利益分化决定了美国技术联盟不确定性较强。在美国及其盟国在技术联盟当中并未形成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不少局限。

　　一是美国与盟国在科技领域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不乏竞争。对于美国盟国而言，美国长期保持科技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对盟国的科技和经济利益也是潜在威胁，毕竟美国对盟国存在科技打压。盟国优先考虑的是其技术自主，其次才是配合美国的相关政策。这也意味着美国需要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协调和动员盟国，然而美国是否愿意进行利益交换及其慷慨程度无疑会影响盟国对其追随态度。

　　二是技术联盟不仅涉及政府间合作，还涉及政企关系和企业合作，其间的协调更为困难，美国如何让盟国的企业配合其科技竞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看来，美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动员盟国企业配合其科技竞争，其一是通过逼迫盟国出台政策管控各自企业；其二是通过美国国内立法来规制盟国企业，甚至不惜利用长臂管辖进行胁迫；其三是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诱惑盟国企业来美投资设厂，或换取其参与出口管制。但这三种方式的可持续性都面临着较大的考验。

　　三是在技术联盟领域存在安全与经济分化情况，加剧了盟国的战略选择困境。对于美国一些盟国而言，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追随美国将面临着巨大的利益受损，甚至会影响一些企业的生存。这也使得并非其所有盟国都认同美国强化、泛化对华科技竞争的做法。

　　四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导致其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化，如果美国政府出现更迭，盟国对技术联盟的相关做法能否延续存疑，这会影响盟国参与技术联盟的态度，左顾右盼、待价而沽更为明显。

　　总体而言，技术联盟是大国博弈加剧的产物，体现了科技领域的政治化、安全化、阵营化。然而，与安全领域的联盟关系有所不同，美国的主导优势要更为分散，其联盟实践存在多样性。而从理论研究方面而言，需要更多加强技术联盟的研究，对其联盟形成、管理等问题深化研究。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