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文在《敦煌文献展现的中古宗教史研究新图景》中提出，敦煌写本经疏仍然是“一座待开发的学术富矿”，它们“可以真实具体地反映古代中国佛教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佛教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些写本经疏既是宋前佛教研究的宝贵文献，也是中国佛教解经实践的具体体现，不仅弥补了传世佛典经疏的不足，而且具备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研究，恰可为我们揭示这一面向。

　　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整体特点

　　经平井宥庆、方广锠、曾晓红、王晓燕等多位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中保存《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整体面貌已较为清晰。综合来看，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数量上，古逸经疏众多。目前所见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约有34种，其中古逸经疏高达31种。这些古逸经疏，对了解中古时期《维摩诘经》的流行、受容与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第二，时段上，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上至南北朝，下讫五代，不同时代注疏的数量与种类也不尽相同。南北朝时期罗什师生注疏流行，至隋唐依然有较大影响；而后道液注疏占主导，成为敦煌现存最多的《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归义军时期出现《维摩手记》等新系统，表现出通俗化倾向。第三，内容上，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侧重序言和整体介绍，所注经文的品次多为《佛国品》到《问疾品》。第四，用途上，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有较强的个性化学习、使用特征。有别于一般“刻本”经疏，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多为僧人、居士、信徒等个人修习、研读、抄录和讲授之用。因此，抄写上也较为随意，拼合杂录、随手添加、涂抹删改等情况较为多见。第五，根据注疏所依据的经典，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可分为两类，即P.3006以及罗什译经注疏系统（罗什译本的注疏或复注）。

　　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谱系

　　对于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谱系的研究已较为系统，尤以曾晓红、王晓燕所作系谱最值得参考，但仍有一些不足。如，有的是吐鲁番文献而误作敦煌，有的属于敦煌《维摩诘经》注疏但失收等。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基本上是罗什译经注疏系统。这一系统又大体可分为：（1）罗什师生注疏，包括单注、合注等；（2）道液本注疏类（关中疏、关中释抄，及其复注）；（3）慧远《维摩义记》类；（4）吉藏《维摩诘经义疏》类；（5）神楷《维摩经疏》类；（6）《维摩手记》类；（7）其他佚名注疏类。以下仅就罗什师生注疏、道液本注疏类、神楷《维摩经疏》类作简要论述。

　　罗什师生的注疏开《维摩诘经》注疏之先，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因其文本存在单注、合注，而合注又有八卷、十卷之分，故其文本演变也历来为学者所重。重点之一，即单注本和合注本究竟是什么关系？臼田淳三、花塚久義、木村宣彰、平井宥庆、池丽梅、郑阿财等诸位学者都有讨论。虽意见不一，但脉络愈发清晰，《注维摩诘经》存在着一个由单注本到合注本的演变过程。从单注本到合注本演变中有一关键环节S.2106，虽多认为是什肇编集本，但仍有待进一步讨论。S.2106的内容与罗什、僧肇注疏内容比对，既缺乏足够数量的相似处，也缺乏具有标志特色的相似点。与其说是什肇编集本，不如说是参考罗什、僧肇注疏后的自我创作。如果说S.2106什肇编集本的性质存疑，那么由罗什师生单注本到合注本的具体演变过程，也有待进一步深论。

　　道液本注疏类，包括《关中疏》《关中释抄》及其相关复注。《关中疏》除收录《注维摩诘经》中罗什、僧肇、道生的部分注解外，又增补了《注维摩诘经》中未收的僧叡、湛然的解释，以及道液自己的注释与科文，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该疏影响巨大，当时诸寺讲学《维摩诘经》皆以道液注疏为首选教本，而现存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又以其数量为最多。

　　神楷《维摩经疏》类，自上山大峻以来长期被误作昙旷作品，但富世平却通过多种文献比对推翻了这一结论，肯定其为神楷《维摩经疏》。或许这些文献并非完全与神楷《维摩经疏》一致，但其确实基于神楷《维摩经疏》撰写或节略而成。

　　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展望

　　虽然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有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今抛砖引玉，略举如下。

　　第一，分类型、按个案的文本研究。罗什译经注疏系统下所分七类注疏都有待深论。即便是讨论众多的罗什师生注疏，其从单注到合注的过程都可再作讨论，尤其是S.2106的性质与归属问题。目前，何剑平正主持冷门绝学“《注维摩经》笺疏”，致力于罗什师生《注维摩诘经》文献研究，其研究成果值得期待。《维摩手记》类注疏，兼具注疏文本与俗讲文献的特色，表现出经典经疏通俗化的倾向，亦值得关注。其他佚名注疏类，大多只有简单的文本描述，其思想归属、解经体例、历史考证等多方面，都有待个案研究而推进。

　　第二，敦煌写本经疏全面系统的文本整理与数据库的建设。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只是众多敦煌写本经疏中的一类，这些写本经疏或可与传世注疏对勘，文献价值高。目前虽已有一些整理，但在文献收录数量、整理质量与使用便捷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敦煌文献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不少成绩，如“汉籍”2.0专库之一的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方广锠主持的敦煌遗书数据库、佛典数字化整理文库，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马德主持的敦煌遗书数据库，以及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建设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等等。目前，这些数据库的文献信息还有待丰富完善，譬如敦煌写本经疏的全文录入与检索尚未实现。若能像CBETA一样方便地获取和使用这些经疏，必将极大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第三，多重视域下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的综合研究。对于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需要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讨论。例如，首先，纳入吐鲁番文献视野。吐鲁番也有大量《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它们有些可以缀合，有些仍待定名辨认，有些共见于敦煌文献，有些又唯有吐鲁番文书独存，如支谦译本注疏、窥基《说无垢称经疏》等。其次，注重文体研究。许多题名为“义记”的注疏，其文体价值尤值得重视，文体讨论也有助于揭示“义疏”的特色以及佛教解经文体的发展脉络。再次，僧讲与俗讲结合。敦煌《维摩诘经》写本经疏发展过程中大量展现出通俗化的特色，而其讲经文撰写中又广泛参考注疏，两者关系密切，共同展示出时人对《维摩诘经》的学习。最后，思想研究。以往研究多注重文献的记录与介绍，或因研究难度大而较为缺乏对其思想的讨论。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值得深入挖掘，这有助于明确文本归属，进而勾勒出《维摩诘经》解经史的完整面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唯识通经：窥基《说无垢称经疏》的解经学研究”（23FZJB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编目整理和诠释研究”（22&ZD2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