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路是横跨欧亚草原的民族交往、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在历史上分为北道和南道，从北方草原东端各民族设置的单于王庭、可汗牙帐和建立政权的都城或重要城市出发，沿蒙古草原西行，在新疆境内与天山北路相汇，再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地区。以内蒙古和新疆北部为核心地，辐射东北三省西部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北部，被称为草原丝路的中国段或草原丝路的东段。在这条丝路沿线上，考古发现许多遗迹和遗物，其中金银器数量较多，造型、纹样和制作工艺除了表现出历史上我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外，还融入了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文化艺术因素，印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古代文明交流互鉴和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

　　草原丝路开通前后的

　　在草原丝路正式开通以前，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了椭圆形金耳环，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夏朝晚期，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金银器标本之一。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还出土了另一种扁喇叭口形青铜耳环，与哈萨克斯坦境内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这种耳环是从哈萨克斯坦经新疆传到我国北方草原东部的，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延续到商代，如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扁喇叭口形金耳环。

　　西周至春秋中期，内蒙古东南部分布着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金银器数量较前代增多。内蒙古宁城县那四台墓葬出土的马形金饰牌，马的造型为四肢内屈、首反颈，国外学者认为这种造型的动物装饰来自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从时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早于塔加尔文化的繁荣期，内蒙古草原东部的这类动物造型有自己的渊源，塔加尔文化的某些“野兽纹”艺术则受到了来自中国东部草原地带动物纹的影响。

　　草原丝路开通之时及初期发展阶段，中国北方草原先后生活着匈奴、鲜卑等民族，在考古发现的许多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艺术品，并成为匈奴、鲜卑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与装饰图案，与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文化的“野兽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准格尔旗玉隆太墓葬、西沟畔2号墓等出土的动物纹金饰牌、金项饰、银项圈、金饰件，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卡耳梅次卡亚等地斯基泰人的同类金银器的造型、纹样、工艺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虎、豹、野猪、牛、羊、鹿等装饰题材和动物间咬斗的布局在欧亚草原金银器中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说明当时的内蒙古和俄罗斯存在着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但怪兽造型和图案在我国找不到母题，从新疆、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怪兽纹金银器看，它们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汉代，河北、江苏、广西等地的汉墓中也有发现，说明怪兽纹是从斯基泰和阿尔泰等地传播到我国北方草原地区，进而又南传至中原和南方地区的一种艺术题材。可见，匈奴金银器艺术的某些动物造型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

　　在东汉鲜卑的金银器艺术中，发现中亚、西亚和欧洲风格的装饰艺术和制作工艺。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出土的嵌宝石神兽纹包金铁带扣，这种锤成凸纹、细部雕刻的工艺约在3世纪初从波斯传入，神兽纹却与西亚和东欧草原流行的“格里芬”相似，有鹰首和兽首、长翼，在艺术造型上并不是完全的吸收，而是有一定的差别，如双翼的尖朝后而非朝前。八瓣花式口金碗，造型来自伊朗高原地区，在中国境内发扬光大。内蒙古科左中旗北哈拉图达墓葬出土的胡人搏兽纹金佩饰，造型和工艺与阿富汗席巴尔甘蒂拉丘地大夏墓出土的王者驭龙纹金坠饰相似。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出土的野猪纹包金铁带扣，采用高浮雕和镶嵌相结合的手法，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镶嵌技术，显示出东汉鲜卑金银器艺术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的相互融合。

　　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在今辽宁朝阳建立“三燕”政权，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成为这一时期草原丝路东端的起点之一。在这一范围内发现的许多金银器融中亚、西亚文化的因素，步摇冠就是代表性器物。这种冠饰是大月氏西迁至中亚地区以后的一种以摇叶装饰为特点的冠饰，在阿富汗席巴尔甘蒂拉丘地大夏墓就有发现，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境内，《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皇后祭庙时头戴这种冠饰。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看，没有东汉皇后祭庙所戴的步摇冠，只有穿孔的金叶饰片等，应与步摇冠上的摇叶有关。在辽西地区发现的金步摇冠饰的数量较多，有花树状、花蔓状等类型，不见鸟、兽、花的装饰，只在枝杈上缀金叶，与伊朗高原大夏的风格相近。

　　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南迁后，到达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的和林格尔地区，建立北魏王朝，后迁都至今山西大同。在这一区域内发现有西方艺术特征的金银器。如大同南郊墓葬出土的鎏金錾花银碗、银罐、鎏金錾花银高足杯、素面银碗，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錾花银碗，小站村花圪塔台封和突墓葬出土的鎏金錾花银盘、联珠纹银耳杯、银高足杯，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葬出土的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嵌宝石卧羊形金戒指，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出土的鎏金银碗等。

　　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东部与西部发生民族交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国家或地区有突厥、回鹘、贵霜、嚈哒、萨珊、拜占庭、粟特、大食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水磨沟口墓葬出土的罗马金币、鳄鱼纹金冠饰、银高足杯、嵌宝石金戒指等，从金币的铸造时间看为5世纪中叶，银高足杯为古罗马—拜占庭式风格。呼和浩特市坝口子村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时间为5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后期。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出土的鎏金海棠形摩羯纹银杯，造型和联珠纹具有波斯萨珊银器的特征。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银执壶、鋬耳银壶、鎏金猞猁纹银盘、金带饰，壶、盘的造型和装饰风格属于粟特银器。新疆昭苏县波马墓葬出土的嵌红宝石金面具、嵌红宝石宝相花纹金盖罐、嵌红玛瑙虎柄金杯、嵌宝石鋬耳金杯、嵌红宝石金剑鞘、嵌红宝石金戒指、包金剑鞘、金带饰、金缀饰、错金银瓶等，在造型、纹饰及工艺上都显示出中国北方草原诸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宋辽夏金元时期，草原丝路处于繁荣阶段，辽代金银器不仅吸收了唐宋文化的因素，还受到中亚、西亚文化的影响，如多瓣形器、鋬耳器、高足器等直接受到波斯、粟特、嚈哒等地银器的影响。又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人物纹八棱单耳金杯、鎏金凤纹银壶，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高士图”银把杯，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辽墓出土的五星纹银把杯，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辽墓出土的鎏金鸿雁焦叶五曲鋬耳银杯、鎏金鸿雁纹银耳杯等。这种带鋬耳和指环的器物在粟特金银器中流行，纹饰却带有中国化的特征，当为仿粟特风格的产品；多棱形杯的棱部、高足杯的口部、银杯的足缘装饰联珠纹，又是波斯萨珊银器的传统做法。辽代早期的银高足杯，呈盘口、浅腹、矮圈足，与中亚巴拉雷克发现的5—6世纪嚈哒壁画中人物手持的高足杯相近；稍晚的高足杯，腹部加深，口部装饰饱满的联珠纹，明显带有波斯风格的造型。辽代多瓣形器物中瓣数较多的器形，是粟特银器的传统造型。双狮纹应借鉴了西亚地区的装饰题材，通过波斯经草原丝路传入，摩羯纹却是转借唐代金银器的装饰风格，其渊源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

　　从西夏和金代金银器的器形、纹样和工艺看，它们继承了唐宋时期的风格，多曲式金银器在风格上已经是从唐宋文化中转借过来的，并不是直接从中亚传入，但联珠纹装饰仍能见到波斯萨珊银器的风格。元朝把中亚国家、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和蒙古诸汗国联系起来，成为参与世界经济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时代。金银器中的鋬耳杯就是在吸收前代民族和中亚、西亚文化的基础上所创制的酒器。高足杯在前代风格上有很大发展，还遗留有中亚、西亚的文化特征。狮子衔绶纹银带扣、迦陵频伽纹银带扣、迦陵频伽纹金帽顶、菩萨纹金帽顶，纹样与中亚的装饰题材和印度佛教艺术有关。

　　在草原丝路正式开通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艺术已经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发生文化上的交流。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深化发展和繁荣兴盛，东西方民族交往更加密切，商贸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增多，中国北方草原发现的金银器在造型、纹样和工艺上都可见到西方文化的因素，中国内地的瓷器、茶叶、金属器等也通过草原丝路传入西方国家，见证了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这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表现。草原丝路上的金银器艺术既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逻辑链提供了历史依据，也表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及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19ZDA18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