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奇特了：2022年似乎还没有过去，2023年却又到了岁尾。转眼之间我承担的关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年就要结项了。昨天还在筹划中的事情，今天已然成为往事，真是不可思议！对于我和我的课题组来说，2024年将是完成冲刺的一年，五年来的辛勤耕耘，就要到收获的季节了。

　　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文学阐释学”的提法绝非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彰显某种民族性或地域性。“中国的”三个字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资源，二是中国问题。所谓“中国资源”是指中国阐释传统而言。一门学问的成立首先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没有资源，凭空而起的学问只能是“无根游谈”。中国阐释传统历史悠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思想，尤其是在文学阐释方面，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不仅丰富无比，而且独特无比，精微深邃，世所罕有。这是今天的“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假如没有这份丰厚的资源，“中国文学阐释学”的提法就很难成立了。

　　然而，对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建构来说，“中国资源”固然不可或缺，但“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似乎更不容忽视。对于一门学问来说，“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做学问的出发点。小到一个会议发言、一篇论文，大到一门学问乃至一个学科都是被一个或一系列问题支撑并引领的。没有问题或者只有虚假的问题的言说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为讲课准备的讲义或教案，如果是优秀的，不是照本宣科的那种，也是由问题支撑和引领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问题既是追问的目标，也是追问的动力。从中国独特传统与现实出发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学阐释学”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据。

　　因此，“中国文学阐释学”既不是故步自封，标榜国粹，更不是标新立异，故弄玄虚。“中国文学阐释学”旨在于西方阐释学和中国阐释传统的基础上讨论一些以前忽视的、不被重视却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从而为阐释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因此“中国文学阐释学”既不是对中国传统阐释实践和阐释思想的概括总结，更不是对西方阐释学的译介或再阐释，而是“补白”性质的讨论——前人说过并且已经说透了的话题尽量避而不谈，前人没有说过或者语焉不详的话题则大说特说。“中国的”不是地域性的，而是意味着“新的”。“中国文学阐释学”不是理论体系，也不是成熟的方法论，它是由一系列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新“问题”支撑起来的关于文学阐释的言说。而且问题没有边界，具有开放性。西方阐释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包含成熟的理论和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基础。但“中国文学阐释学”是“接着说”而非“照着说”。

　　阐释学的研究在中国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毋庸讳言，所谓“研究”其实就是译介。评价研究高低优劣的标准并不是谁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以此问题引领了研究，而是谁的理解更接近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及其他西方阐释学诸公。一律都是“照着说”的学问。即使是讨论中国古代或现代的阐释学问题，也同样没有“中国问题”，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印证西方阐释学观点而已。正是相对于阐释学在中国的这种研究现状，近十年来张江教授建构“中国阐释学”的构想才显得特别有意义，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他相继提出的“强制阐释”“公共阐释”“公共理性”以及“阐诠辨”“衍生辨”“训诂阐释学”“阐释论”等一系列提法都旨在提出与以前的阐释学研究中所没有涉及过的问题，从而为阐释学研究提供真正的新东西。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意识和努力，值得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关注。期待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