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芃《中古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首先对有关该题的研究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继而以大量篇幅对中古上声字到现代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全面展示，最后探讨了中古上声字的演变成因，并对中古上声字在几种方言区的演变异同作了比较，书末附有《中古浊上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变化情况统计表》。全书涉及现代汉语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粤语、闽语、客家、平话和土话等10大方言区的310个方言点。通过比较与分析，著者按照声母清浊的不同将中古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的演变轨迹归结如下：

　　第一，中古全浊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的演变分为去声、上声、平声三种类型。今音改读为去声，可称为北京型。官话（北京等）、晋语、湘语、吴语、徽语、赣语、粤语、客语、闽语、平话和土话等区的部分方言属于这种类型；今音仍读上声，可称为温州型。吴语、徽语、客语、闽语、平话和土话等区的部分方言属于这种类型；今音改读为平声，可称为莱州型。官话（胶辽官话等）、吴语、赣语、粤语、闽语等区的部分方言属于这种类型。

　　以上三类所含方言区或不对立，但所涉方言点并不相同，所涉方言点的数量及字数也不相同，且各有例外。

　　第二，中古次浊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大多数仍读上声。中古次浊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大多数仍读上声，变为平、去声的现象很少，无论官话方言还是非官话方言。今读平声相对较多的方言主要见于吴语、粤语及客家区，如连州（保安）、太平（仙源）、溧阳、信宜（钱排）、丹阳（城内）等方言。今读去声相对较多的方言主要也见于吴语、粤语及客语区，如嘉兴、宝山（罗店）、无锡、衢州、从化（城内）、河源 、惠州等方言。

　　第三，中古轻音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绝大多数字仍读上声。中古轻音上声字在今汉语方言中绝大多数仍读上声，变为平、去声的现象极少，无论官话方言还是非官话方言。今读平声相对较多的方言主要见于吴语区，如丹阳（城内）方言。今读去声相对较多的方言主要也见于吴语和湘语区，如嘉善、宁远（清水桥）方言。

　　以上结论说明，从汉语中古到今方言，全浊上声字演变为去声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次浊、清音上声字仍然保持上声调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变为平声或去声属于个别现象。

　　书中有关中古上声字演变成因的讨论，涉及调值相似度、连读变调、声母、语法、文字、移民等方面。有关中古上声字在不同方言区演变异同的比较，共有三组，即赣语和客语的比较、平话和粤语的比较、客赣语和粤语的比较。和探讨中古上声字的演变轨迹一样，这两项研究亦均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判断，材料翔实，条分缕析，论证广泛而深入。

　　前人对汉语上声字的演变情况做过不少研究，包括演变结果的调查、演变音理的分析、不同方言接触的影响、官话方言演变结果对非官话方言的影响、移民对调类演变的影响等等。《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讨，力求全面揭示中古上声字到今方言演变的面貌。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著者基本达到了这一目标，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和此前的同类研究相比，《研究》的调查材料更为丰富周遍，研究内容更为全面系统，分析更为深入到位，所用方言点多达310个，遍及汉语十大方言区，故而结论无疑更为接近事实，不仅可以验证前人的结论，且有补缺或纠正的作用。从书中举证的事实来看，全浊上声字的演变轨迹比较复杂，但演变的规律性、系统性都较强，其中变异普遍受到浊音清化、地域和方言接触等因素的影响。另外，作者将前人研究上声字的相关论著搜罗殆尽，一一列出，这给一般读者带来了极大方便，也为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前人研究中古上声字的论题、材料、方法和结论、中古上声字在今方言中的演变结果、异同及分布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这部书获得。

　　当然，此书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例如同属吴语方言，在全浊上声字今读上、平、去声的三种类型中都出现了，尽管三种类型所属的吴语具体方言点并不相同，但形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何在，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并给以解释。再如，书中关于中古上声字演变结果的分类，有些显得过于琐细，似可根据主次适当合并。

　　中古全浊上声字多数何以会变为去声字，且波及到所有方言区，前人做过许多研究。其中有观点认为，调类合并是由于调值接近，全浊上声字多数何以会变成去声字自然是由于其调值与去声调接近，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经济发达的在北方官话区，后来由于政治中心南移（如南唐、南宋）、北人南迁（如唐末黄巢起义、北宋靖康之变导致北人南迁）。根据唐阳宁公、南阳释处忠《元和韵谱》及唐时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所载日译汉音关于汉语四声调值的描写，中古上声与去声的调值并不接近，故而笔者以为“全浊变去”另有其因。

　　汉语上声字在先秦和去声字一样数量较少，正因为如此，清人段玉裁、今人王力先生主张古无去声，近人黄侃则主张古无上声。上、去声字只是在汉以后才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去声字的发展超过了上声，在中古至今汉字中的占比均仅次于平声。上声字则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破读、全浊音消失、连读变调等原因的影响，其数量一直处于弱势。这从以下几种材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唐作藩《上古音手册》一书中，共收上古字10075个，平、上、去（包括“长入”声）、入声字分别为4489、1887、1730、1969个。在《广韵》中，共收中古字25333个，其中平、上、去、入声字分别为9755、4806、5361、5411个。在《集韵》中，共收中古字53871个，其中平、上、去、入声字分别为20187、10522、12106、11056个。在《中原音韵》中，共收近代字5741个，其中阴、阳、上、去声字分别为1311、1489（来自入声180个）、1250（来自入声346个）、1691个（来自入声208个）。在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中，共收上古字13880个，其中今音读阴、阳、上、去声者分别为3161、3843、2174、4702个。

　　和平、去声字相比，上声字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尤其是全浊上声字。上声字稳定性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调值的特点。根据前人的描写，中古上声字的调值是个降升调，属于曲折形，先降后升，类似于今北京话的上声调。这类调值发音时气流是非直线形的，不太方便，故容易改变。去声的情况正好相反，是个降调，发音时气流是直线形的，比较方便，故在汉以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无论是记录新词还是破读，人们都乐于使用去声。全浊音在古汉语中长期起着别义的作用，到了中古以后，由于复音词的大量增加，汉语通过全浊音别义的特点被削弱乃至消失，自元代以后全浊音在多数方言中消失就是基于这种原因。和次浊音、清音相比，全浊音不够稳定，其消失容易导致声调改变。上声字由于调值的原因本来就容易发生变化，全浊音的消失更加剧了这种变化。

　　上声调改变的结果，按说也可以选择平声，但平声字本来就多，如果继续增加势必影响别义，所以人们自然选择了乐于使用的去声（入声在元代官话中已消失），这应该是全浊上声字多数何以会变为去声的主要原因。正像前人指出的那样，“全浊变去”现象首先发生于官话中，受北人南迁等原因的影响，官话从北到南对非官话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全浊变去”成了汉语各方言普遍具有的特色。至于在部分方言中，中古全浊上声字仍然保留上声读法或变成了平声，这种现象应是音变例外或官话影响未及的结果。

　　官话对非官话声调的影响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调值的影响，如今人学习普通话，严格按照普通话的调值模仿；另一项是调类的影响，调类发生改变而调值并不一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南宋后官话平声分化为阴阳两类，继而影响到方言的平声也分化成了阴阳两类，至于方言阴阳两类的调值则并不一定同于官话。官话“全浊变去”对方言的影响主要也是对调类的影响，和调值的关系不大，各方言的调值自成系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否则不好解释同样是“全浊变去”，不同的方言，其去声的调值何以会千差万别？汉语方言都是通过调值对立的几个调类来别义的，同一词选择用何种调值表达，不同方言区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比如“妈”这个词，北京人觉得读“55”调准确，西安人则觉得读“21”调准确，济南人则觉得读“213”调准确，郑州人则觉得读“24”调准确。再如“好”这个词，北京人觉得读“214”调准确，西安人则觉得用“51”调准确，济南人则觉得读“44”调准确，郑州人则觉得读“55”调准确。这种感受非常稳定，为各方言的调值系统所制约，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正是不同方言保持各自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有关汉语上声稳定性较差、去声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的观点，有上古、中古、近代音以及今普通话音的证据，而未涉现代汉语非官话方言的读音。《研究》一书通过310种方言点揭示了汉语中古上声字到今方言的演变轨迹，让读者看到了从中古到现代汉语各方言全浊上声字演变为去声字的普遍性，也为笔者的观点提供了现代汉语方言方面的重要证据。既然全浊上声字大多变成了去声，自然说明上声不够稳定，字数减少了，而去声字则进一步增加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