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形态与载体。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区域所具有的空间性、功能性与均衡性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场景。

　　第一，区域竞争格局由省际县际竞争转变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大区域特征日益明显。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及城市群成为承载人才、科技、资本、数据等要素以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主体，使得原有的省际县际竞争转向以中心城市及城市群为单元的大区域竞争，形成了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带动，以城市群为空间组织模式的发展新格局。各区域基于自身人口、区位、文化、历史特点，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其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所辖中心城市，还取决于域内其他城市的数量、质量和容量，以及整个城市群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这从我国先后批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国家级城市群规划，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可见一斑。

　　第二，区域竞争模式由相对封闭自守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区域内外联通趋势明显。新时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亟待发挥等原因，原有封闭自守的区域竞争模式不可持续，“畅通”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态势、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性质的区域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区域联通成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内容上，体现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在空间维度的畅通及相互衔接；空间上，体现为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不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区域内外联通之势不可阻挡；途径上，实现各区域规则空间相容、接轨是重中之重，急需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效对接。

　　第三，区域发展要求由以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为主，转变为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与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地方制度环境、区域治理能力等方面差距并重，多目标发展走势明显。自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要求下，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成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体到区域层面，就是由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转向涵盖更多领域的多元目标，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地方制度环境、区域治理能力等方面，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这就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区域发展均衡性和可及性，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完善、创新环境打造、文化传承培育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新步伐，由此展现区域协调发展新面貌。

　　第四，区位价值及分工界限由行政区划转变为主体功能区，区位价值涨势明显。传统的区位价值主要体现为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交通运输条件等“硬”优势。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以及发展潜力等“软”优势日益突显，成为所在区域区位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这种“硬”优势与“软”优势的综合作用下，原有的行政区划界限逐步被主体功能区界限所替代，使得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并能够按照自身的核心功能定位实现分工协作，加快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从而更加明确区域发展主线，顺应区域发展客观规律。

　　第五，区域产业分工形态由各区域互为链条的垂直型分工转变为各区域互为市场的水平型分工，区域产业分工调整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形成了以“垂直分工理论”为基础，做低端、做配套、做初级的区域产业分工形态，以及由中西部地区提供原材料、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深加工的互为链条的区际关系，导致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新时代以来，区域产业分工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基于水平分工的招商引资成为主流，区域内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链条得以拉长，同时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内与产业间水平分工，各区域互为市场，呈现出基于最终产品而非中间产品进行合作的新气象，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向纵深发展。

　　第六，区域内要素流动方向由“单向”转变为“双向”，城乡融合态势明显。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具有典型的由乡到城的“单向”特征。新时代以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缩小包括收入、财产以及公共服务在内的城乡差距，其关键在于全面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市场，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更多流向农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人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成为常态，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弥补城乡之间要素发展水平的鸿沟，用足用好工商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切实加强乡村振兴的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等。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正高级经济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