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广泛质疑与国际舆论反对，悍然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排海计划。该行动将持续到2051年，因为除当前储存的134万吨之外，因冷却每天还会产生新的“污染水”。至于理由，日本政府只是强调为实现福岛复兴不能推延（排放），而且也符合所谓的“国际安全标准”。事实上，自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行政系统表现出愈发强烈的“结构性暴力”特征，而这又是基于其超现实主义逻辑。

　　首先，此次排污入海决策过程再次印证了日本行政系统的“结构性暴力”特征。被称作“和平学之父”的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最早提出了结构性暴力的概念，它是指因社会结构造成的隐性不平等问题，这不同于直接暴力。中山敬太等日本学者认为，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行政系统在处理核事故问题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暴力特征。例如，关于核事故原因，事故调查委员会曾指出“虽然地震及其引发海啸等自然现象是直接原因，但核电相关设备及配管（原子炉建筑及容器）也存在重大未解问题”，然而，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以及IAEA的相关报告书中都不承认设备问题。但事实上早在1995年，日本核化学专家高木仁三郎就指出该核电站设备老化导致抗震性下降的问题，主张应该废堆。违反科学精神，无视民意，已经成为行政系统结构性暴力的两大重要表现。

　　此次排污入海的最终决策过程仓促，而且又“恰逢”国会休会期，没有经过国会层面专门深入的辩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7月发布报告认可日本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之后，岸田政府8月初就明确表示将在下旬排放。8月20日刚刚结束戴维营会谈的岸田就考察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2日内阁会议就通过排放审批。然而，日本政府违背了自己在2015年8月所作的公开承诺：当时是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政府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进行三方会谈，经产省官员就ALPS污染水排放明确承诺，“若无相关者的理解，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排海实施前夕，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在接受岸田首相会见之际又明确表示，反对海洋排放的想法没有改变。稍后，与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会面的福岛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也表达不信任，表示“继续以反对的心情期盼未来”。此外，“原子力市民委员会”也发表紧急声明，批评日本政府“无视相关者意愿而决定排海是最坏选项”。

　　日本政府此次排污入海显然也违背了科学精神。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大岛坚一曾表示：东京电力公司只选取了第一核电站内很少部分的污染水进行测试，并且没有第三方核实，很难相信其数据的真实性。而且，东电公司关于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并不明确，只是强调在“二次处理之后就降至标准之下”，在铯137、锶90、碘129等残留物质中，到底还残留哪些以及多大程度残留并没有在总量中显示。另外，最初，东京电力只强调通过ALPS净化处理就能去除氚以外的所有放射性物质，且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值。直到2018年共同通信社对此进行揭露之后，它才公开了氚之外的其他残留物质信息。 

　　日本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也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读卖新闻》民调显示，污水排海之后岸田政权的内阁支持率更是下滑至35%，不支持率则超过了50%。而且，在排海前夕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的舆论调查也显示，超过6成意见认为政府未对污水排海作出充分说明。

　　那么，日本政府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断专行地选择排污入海方案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换言之，当前日本行政系统显现出的“结构性暴力”特征到底是基于何种逻辑呢？这应该与当前日本对外政策所体现的超现实主义密切相关，而现实主义恰恰一直是日本政治运作的基本逻辑，而从当前日本内政外交表现都能看到该特征的影子。岸田政府组建以来，就标榜要建构所谓“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体系。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形成了鲜明的“岛国根性”，其特征是强烈的危机意识往往会胜过社会道德义理，成为影响决策的主要力量。就此次排污入海而言，日本政府就面临着强大的国内民众反对声音，尤其福岛地区以及渔业相关组织，也意识到来自中韩等邻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外部压力，但基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处理的成本考量、政府和国会议员与东电之间的利益关联以及当前日本所拥有的国际关系现状，本着这种超现实主义逻辑，日本政府就把“排海”这个并非“唯一”选项作为了“唯一”选项。

　　巨额成本压力是推动日本政府走向一意孤行的首要推力。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12年，日本政府制定的30年废堆计划却迟迟没有进展。迄今为止，熔融燃料仍然堆放在严重损毁的核电站之内，而据2016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费用估算，回收熔融燃料将需要6万亿日元费用，整个废堆作业则需要8万亿日元。然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披露，事故发生以来日本已经为核事故支出了12万亿日元。事实上，日本财政早就陷入不堪重负的状态，2010年日本主权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便突破200%，在G7中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寅吃卯粮成了日本财政支出的常态化特征。如今，日本年财政支出当中有22%是偿还国债及其利息的。即便如此，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日本还在不断扩大财政支出，2019年仅一般预算支出就突破了100万亿日元规模。去年底，岸田内阁突然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大扩军计划，从2023年开始日本防卫费扩大59%，五年内将日本军费规模从当前GDP的1%倍增至2%。加之，日本社会正经历从老龄化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社会保障费用的年自然增长规模也达1万亿日元左右。巨大的财政压力，让日本政府更急于甩掉核事故所造成的沉重包袱。

　　复杂的利益关联以及政治运作的传统惯性等也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决策。二战后，由于日本经历了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转向产业资本主义，建构起政界、官僚和财界相互勾结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政治家为财界企业谋取利益，财界则为政治家提供资金和选票，官僚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及运作，形成了所谓“政官财”铁三角关系。步入平成时代之后，在全球化冲击下日本逐步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传统的铁三角关系有所淡化，但日本社会仍然存在官僚退休之后“下凡”到企业工作的案例，国会议员的政治献金丑闻也不绝于耳，因此，水面下的利益关联仍对社会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此次排污入海实施主体的东京电力公司，很早已经丑闻不断，但日本政府对此却态度暧昧，显然意在维护东京电力的利益，事关福岛灾后复兴的废堆事业显然也已经委托给该公司负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被日本政府视为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2018年以来，由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中美竞争加剧也被日本视为重要的历史机遇。由于倒向美国的“选边站队”，日本似乎赢得了美国的信任。在此次排污入海计划公布之后，美国率先表达了“欢迎”态度。对核电极其保守且一直重视环保的德国，此次也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日本。国际医生防止核战联盟（IPPNW）德国分部的施密德并不认同福岛核废水无害说，这位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电公司高度稀释核废水并不会改变排向大海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即便是基地的辐射剂量也会对健康造成损害”。德国环境部长莱姆科只是警告说，排海应是没有其他选项的“万不得已方案”，即使不可避免也应“慎之又慎”。很显然，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的精力更集中于应对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且在经受着能源转型以及经济下行的煎熬。同时，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在国际上的存在感显著增加。近年来，日本在CPTPP、日欧EPA以及RECP等贸易谈判中获得了领导权，从过去那个被美国批评为以非关税壁垒为挡箭牌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摇身一变而成为贸易先进国。另外，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一直坚持和平主义道路，它也因此成功重塑了国际形象。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以ODA为代表，日本又大举开展国际援助事业，这些都为美化其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以任何理由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显然都是非正义的，对人类造成不确定的巨大威胁，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事件。其实，人类早就形成了强烈的保护海洋意识，1972年《伦敦倾废公约》试图以建立国际法架构来控制和管理全世界的海洋倾废，它把废物划分为三大类，禁止各国向海洋倾倒有毒有害废弃物。之后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都对各国保护海洋环境作出了相关规定。毋庸置疑的是，本着“本国利益优先论”的新现实主义逻辑，日本的排污入海首先必将严重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而且，这种损害全人类利益的结构性暴力将带来不确定性风险。近年来日趋严峻的地球环境状况表明，人类的错误行为可能会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