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以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发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坚持中国立场、科学态度、服务人民、传播正能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新闻事业逐渐形成。这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助力推动构建中国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根脉之所在。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办的一份大型报纸。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中说：“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这里的“广播”，是指当时通信条件下的无线电波信息传播。

　　经过大半年的办报实践，这个最初的办报理念没有得到很好实现。时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党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秦邦宪），出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初期的报纸以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边区新闻和文艺副刊的顺序依次安排版面，体现了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组成部分的思想理念。由丁玲主持的文艺副刊，经常发表对生活卓有见识的文章，多有思想锐气和个性锋芒。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需要改版整顿。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通知，强调要“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 次日，解放日报社召开编辑部全员大会，学习贯彻中央精神。与此同时，报社公开向广大读者问计问策，开设“信箱”专栏予以刊载；还派出记者和编辑主动征询各界人士对报纸改版的意见建议。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邀请各部门负责人、党外人士和作家70余人参加。博古汇报《解放日报》创刊以来的工作，对一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报纸应对症下药，办出地方特色；报纸应成为人民的喉舌、政府的耳目，记者应下情上达，深入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把上下关节打通；报纸应与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报纸不应板着面孔说话；等等。毛泽东最后发言，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要把利用《解放日报》当作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通过报纸推动各项工作。

　　解放日报社积极响应，领导带头，全体动员，群策群力，反复修订改版方案。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提出党报必须具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的精神品质。新闻版面按照要闻、边区、国内、国际的顺序重新排列；取消文艺副刊，改为综合性、专刊性、知识性版面；文章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语言平实生动，去除空话套话。报纸面貌发生明显变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报纸改版是报社经常出现的工作，以不断满足读者对报纸的新闻需要。此次《解放日报》改版非同寻常，在于毛泽东所主张的办报理念与原有的报纸形态存在巨大的差距，那就是党报原则问题。1942年4月改版后，报纸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了群众观念，贴近陕甘宁边区社会现实，但坚持党性原则还不够充分，政治家办报还不到位。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肯定报纸改版取得了一些成绩，指出存在的不足，“距离我们所应该做的还是远得很”。其问题实质在于党报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正确的对待党报的问题，就是正确的对待党，对待阶级，对待革命和抗战的问题”。此文以社论形式发表，没有署名，实际上为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所作，显然是得到毛泽东认可的。面对报纸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在人事上进行调整。8月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调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到解放日报社，担任总编辑。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再次做出决定，同意毛泽东对报纸改版后的判断，“有较大的进步，但尚未做到完全成为中央的机关报”。由此，《解放日报》改版转入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9月5日，结合整风运动，解放日报社召开编委会。博古传达中央政治局对报纸改版的新决定，陆定一传达毛泽东对报社工作的意见，大家对照检查，作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陆定一讲话中强调，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自由主义在报社内是不能存在的。报社工作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最后，编委会统一思想认识：“要牢固地树立党的观念，把《解放日报》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随后，报社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从信息来源、文稿审读到发稿流程、岗位责任，再到发排印刷、报纸发行，实行全过程、无缝隙管理，责任到人，质量问责，确保万无一失。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宣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的何凯丰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1000期发表社论，对改版以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道：“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而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社论最后指出，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也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理政的本领之一。我们在这方面，历史很短，经验很少，需要好好学习。

　　从延安精神看中国特色新闻事业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战争年代、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和维度去观察研究，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余年历史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从这个崭新的维度上去审视延安精神，认为《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发端。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必须坚持中国立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放日报》改版对新闻版序的调整，是对传统中文报纸版面排序的一次彻底革命。新闻纸属于舶来品，最初是西方在华传教士或殖民主义者经办的，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其新闻版序为西方老家的、东方殖民地的、中国传教工作的、本埠生活的新闻。影响所及，随后出现中国人经办的报纸悉数如此，无论是独立媒体，还是政党办报，都沿袭着西方在华新闻报纸的基本体例格局和形态样式。这种新闻版序排列的专业技术背后，其实是关于新闻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倾向问题。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必须恪守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近现代社会所有其他政党组织，关键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意味着共产党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去思考，自觉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走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道路。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案，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鲜活的精神灵魂就是实事求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扎根黄土地，紧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实际，在坚持党报原则、实行全党办报的实践中，形成科学的新闻态度，从本质上看问题，从大局上做新闻，从时代社会的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辩证关系上传播信息，积极引导舆论。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求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必须始终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普通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因公殉职的讲话中阐明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解放日报》改版后获得最大的成功，是开展典型报道，把最好的版面、最显耀的荣誉，给予劳动英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这是用正面宣传的方式，树立先进典型，推广模范经验，推动革命队伍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从而调动劳动生产力，激发劳动创造精神，提高集体劳动效率和生产效能。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求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积极传播正能量。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评选劳动模范，通过《解放日报》大张旗鼓地发现并宣传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这些劳动英雄被老乡们称颂为庄稼汉中的“状元”，是咱种地人的光荣，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诚实劳动也可以成为“状元”。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学艺术家们，纷纷深入农村工厂部队，用艺术审美的方式促进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在科技生产领域，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们组织科研攻关，发明马兰纸，解决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革命队伍用纸紧张局面；把传统小粟与狗尾巴草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狼尾巴谷，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农业产量。医疗卫生部门实行中西医结合，探索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经过不断深化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逐渐形成以正面报道为主，积极传播正能量的新闻舆论生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化危为机，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延安精神的深厚内涵和丰富意蕴，以其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催生了中国特色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