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过度依赖工具效能也可能带来新的困惑：系统关注用水量异常，是否可以感知老人真正的孤独与无助？算法将复杂民生简化为分秒必争的工单，是否会使社区工作者陷入“打卡留痕”的机械执行？数据成为考核的标尺，是否加速了治理的温情与弹性的流失？殊不知，技术再先进，终究是手段而非目的。基层社会数智治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利用技术提升效能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与价值锚定，确保其服务于增进人民福祉、保障社会公平、深化民主参与的目标。若不追问治理的终极意义，再高效的数智系统也可能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构成社会治理的一体两面。工具理性关注手段的有效性、计算的可控性与目标达成的效率，在数智治理中表现为对数据算力、模型精度、响应速度的极致追求。价值理性则关乎行动的终极目的、伦理判断与意义赋予，它追问“为何治理”与“为谁治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技术发展与应用最终应服务于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具体到基层社会的数智治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涵至少包括三重维度。一是以人为本，即技术应用必须尊重和保障人的主体性、尊严与权利，警惕将人民群众简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点，防止治理过程“见数不见人”。二是普惠与包容，即数字红利应普惠共享，技术设计须避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并通过制度安排补偿和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共建共治共享，即数智技术应促进而非削弱公众的有效参与，技术应成为拓宽参与渠道、深化协商民主、强化社会监督的工具，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数智化转型，在取得显著效能提升的同时，亦面临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可能导致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的风险。

　　在数据治理方面，隐私权遭遇技术性侵蚀。数智治理以海量数据的采集、聚合与分析为基础逻辑。在工具理性驱动下，数据采集追求“最大化”和“最细化”。由于数据的过度采集、跨域共享与长周期存储，隐私保护往往在效率与安全的价值排序中被后置，个体有可能从“权利主体”转变为“数据客体”。

　　在技术可及性方面，数字鸿沟加剧社会排斥风险。数智治理默认用户具备数字接入能力、使用技能与媒介素养。然而，现实中存在的数字鸿沟如接入鸿沟、使用技能鸿沟与效用鸿沟，使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者、教育程度较低者或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难以有效融入数智治理体系。当公共服务日益依赖数字化平台时，工具理性主导的效率最优设计将会导致部分数字弱势群体陷入“服务真空”，从而违背价值理性所追求的社会治理应然的“普惠性与包容性”原则。

　　在实际运行方面，技术赋能可能弱化民主协商。技术系统常被设计为提升行政效率、加强管控执行的工具。数字平台把复杂的公共事务简化为可量化、可跟踪的技术问题，显著提升了行政系统的信息处理与指令执行效率，但有可能压缩多元协商、公众参与的空间。另外，算法基于效率与标准化原则，广泛应用于资源分配、风险预警、信用评价等领域。然而，算法模型的“黑箱”特性使其决策逻辑难以被审视和质疑。若训练数据承载历史偏见，将会导致算法歧视的固化与再生产。

　　坚守价值理性，关键在于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深层次上实现良性互动。

　　涵育以价值伦理为底蕴的治理素养。价值理性能不能落地，关键看基层治理者和相关参与者的价值意识与行动自觉。一方面，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数字伦理培训，培养其在技术应用中保持价值敏感性与人文关怀能力。另一方面，在政企合作、技术采购与系统开发等环节，应当把公平、非歧视、隐私保护、包容性设计等伦理要求明确纳入合同条款与验收标准，让市场技术力量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在数据治理上，要严格遵循数据采集的目的限定与使用范围约束原则，不能想采就采、想用就用。对事关居民重大权益的自动化决策系统，比如低保审核、信用评价等，必须建立健全算法影响评估、合规审计以及人工介入复核机制，确保算法运作处于有效的伦理审查与法律规制之下。

　　实施以普惠包容为导向的双轨服务模式。为切实弥合数字鸿沟，应坚持线上智能服务与线下传统渠道协同发展、互补互促。一方面，持续优化“一网通办”、社区智慧应用等线上平台，提升其易用性与友好度，特别是针对老年群体开发适配的“关怀模式”、语音交互等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切实保留、优化并积极维护实体办事窗口、社区服务站点、电话热线等线下渠道，保障不善或不便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能够平等、便捷地获取基本公共服务，助力弱势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营造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协同共治生态。数智平台的设计应超越传统的管理工具定位，强化其作为协商平台与共治空间的功能属性。可开发整合在线议事、需求征集、政策评议、满意度反馈等功能的模块，为公众提供常态化、低门槛的参与入口。借鉴“社区云议事”“线上民主恳谈”等创新实践，利用技术手段激活基层公共议事，形成“群众发现需求、多元主体协商、协同解决问题、社会共同评议”的良性治理循环，切实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向民主协商、多元共治转型。

　　数智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其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是否智能，更取决于治理是否“明智”。这种“明智”，正体现在对价值理性的认知与坚守上。将人民至上、公平正义、包容共享等核心价值深度融入技术架构与制度肌理，方能行稳致远，走出一条既能彰显技术效能、更饱含人文关怀的中国特色基层智慧治理新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研究”（23ZDA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