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类社会行动主体探索并遵循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积极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努力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实践行动。新时代以来，因应时代发展需要，作为政治理念和政策实践的社会治理不断发展成熟，成功书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也使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给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议题。

　　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概念，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跨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极具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基层矛盾化解、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社会心态和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创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中国社会学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给予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启示在于，应回归宏观视野，对话经典理论，呼应政治思想，观照现实需求，提供整体解释，围绕新时代社会治理构建出基于社会学知识的治理学说。

　　具体而言，社会治理是一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策实践，中国社会学应将社会治理纳入知识体系，从理论角度充分阐析中国出现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因和理论密码。无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宏阔实践，以及建构于其上的独特的治理体制、主体关系、互动模式和资源运行机制等，中国社会学将无法胜任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完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社会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富矿。

　　二 

　　中国社会学研究者要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进行理论抽象，需要牢牢把握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特征，特别是要想明白、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独特地位，以学理化形式系统抽象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论的精髓要义，并从中概括提炼出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理论假设和主要命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拓展研究范式。自古而今的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管制理念主导、管理理念主导，再到治理理念主导的思维方式转换。新时代社会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新时代社会治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理”一词“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内核，但在“为谁维护、怎么维护”等方面，实现了以统治者为主体的牧民思想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的彻底转型；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治理首次从理论上提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是一大一小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明确了社会治理的独特内涵和外延边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学说。在学术界流行的治理知识谱系中，无论是米格代尔的“强国家—弱社会”之说，还是帕特南和埃文斯的“强国家—强社会”组合，都是从西方文明视角中得出的治理研究范式。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有别于西方国家个体本位论下的“共治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形成的。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者进行研究范式创新，构建出一个“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研究范式，并有效回应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等基本问题。

　 更新理论假设。理论假设是针对现象、问题或行为等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或预见。作为研究的起点，理论假设明确了研究进一步开展的基本方向。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不少新的理论假设。譬如，在人的需要问题上提出“美好生活”假设，认为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以“好不好”为主要特征的高品质生活成为最为迫切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从长期以来的匮乏型社会假设转向丰裕型社会假设。又如，在社会发展方向上提出“共同富裕”假设，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好社会”。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者将共同富裕视为一种社会发展事实来进行前瞻性观照和实证性研究。再如，在社会治理结果上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假设，认为社会治理要关注人，只有人与人关系融洽，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要通过社会合作形成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这种社会共同体假设与滕尼斯的共同体假设有所不同，它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论断，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团结性特征，因而是中国社会学应当着力研究的并有着巨大创新潜力的一个理论假设。

　 阐释主要命题。命题是对假设的进一步细化，两者共同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对命题的证成或证伪，可以进一步支持或否定理论假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成了若干涉及社会治理基本逻辑的主要命题。譬如，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命题就值得深入探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途径具有多样性，既可以直接领导社会，也可以通过政府部门间接领导，还可以通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桥接、组织和动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根本优势在于，其能够突破部门利益和经济理性约束，实现其他任何主体都无法达成的治理目标。此外，如何在新就业群体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命题，如何在社会治理中实现政党、市场与社群协同发展的命题，如何推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韧性社会建设的命题等，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学开展党领导社会治理研究的基本要素。

　　三 

  开发好社会治理这一富矿，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增强创新自觉。自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后，郑杭生等学者先后提出了“理论自觉”“实践自觉”等接续性命题，从理论上构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逻辑链条。要将这些理论命题和呼唤落地，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需要更有自信、更有勇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意志和行动对中国社会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行理论述说和理论创造。具体而言，增强创新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推动社会治理相关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嵌入、改造和创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丰富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的内涵。在理论叙事中，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己关系、整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让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元命题更具韧性，让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传统社会学基本问题更具解释力。

　 二是扩大中国社会学史的书写范畴。应系统化地挖掘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实践的史料、史实，让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叙事更好反映实践中的社会治理行为。

　 三是创新性发展出中层理论。在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范式中，无论是美好生活论、共同富裕论，还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论，都是极具中国文化特征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具有通过学术挖掘构建出中层理论体系的底气和底蕴。

　 四是突破方法论上的约束。坚持民之所需、我之所向的价值立场，以人民的需要和社会发展进步为学术研究旨归，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倡导形成政治与学术交融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将个体的知识创造热情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人民需要的时代变迁紧密结合起来，在参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五是相关学科的创新创造。中国社会学需要基于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论证社会建设学、民生学、社会治理学等新学科能否成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现在就需要对这些学科发展所要求的内容建设展开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作者：王道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