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域国别学主要是研究区域和国别内部以及与外部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其理论基础国际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国际体系和结构而不是国家的具体特征。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发展在引入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路径，而区域国别学则更加趋向与跨学科的交叉。相较于注重西方经验的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将更多引入非西方的思想和实践。作为注重问题导向、实践性和理论集成的交叉新学科，区域国别学也将与国际关系学在外交、对外传播、对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形成链接。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区分与链接

　　［作者简介］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区域国别学列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后，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积极回应，但同时也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反思。一是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推动，因为在区域国别学中，国际关系学与其联系应该是最为密切的。二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国际关系学或国际问题的学科地位颇为尴尬。当前，作为国际关系学核心和主体的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则是法学的一个大门类。国际政治下面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二级学科方向。但是，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核心主要是国际政治，但事实上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社会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综合性特点越来越强。

　　正因为其综合性，国际关系学虽然不是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但是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却被列为独立的国际问题研究大类，下设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文化、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全球性问题、国际问题综合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其他学科10个小类，而在理论经济大类中，仍有世界经济学，在政治学大类中，仍有国际政治学，在法学类中仍有国际法学。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分类中，国际问题研究大类侧重应用，因为其中有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但没有“学”字。随着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其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交叉与链接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事实上，两者既有联系，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而且完全可以在交叉中实现链接。

　　一、研究对象：具体vs.抽象

　　区域国别学主要是研究区域和国别内部以及与外部的关系。区域主要是研究地区内部情况，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与全球之间的关系，而国别研究不仅研究大国，而且关注所有国家，涵盖面非常丰富，包含这些国家的语言、宗教、文化、人口、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气候、资源、对外关系等等。

　　钱乘旦曾指出：“从它的内涵来说，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试想，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一个国家，哪怕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比如说尼泊尔、缅甸、乌拉圭、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等等，真的要把它了解透，就要对这个国家、地区有非常全面的知识积累，这不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领域就能够完整涵盖的。这种了解包含的内容很多，甚至超出了文科的范畴——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比如气候、环境、地理、资源、水源、技术、人口、种族、宗教、教育…我们能够想到的和这个国家、地区相关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做国别与区域研究时需要去掌握、需要具备的知识。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这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要去完成的基本任务。”

　　秦亚青认为，区域国别学应“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基本情景，比如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运行，都需要有精准的了解，否则根本谈不上对这一国家和区域的进一步研究。虽然这类知识是描述性的，但舍其则无法开展针对国别区域的深入研究。一个优秀的国别区域研究者，首先就需要对所研究的国家有着全面、系统、真实的了解。因此，描述性知识是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国别学是对以往比较忽略的国家和地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合成优势。它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牛可也认为，在认识论偏好、方法取径和学科文化上，以区域“实体”为对象的区域研究，内在地偏向“具体形象的”而不是“通则性的”知识形态。在相对意义上，区域研究的智识偏好和特性是特殊性取向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是描述的、叙述的和阐释的而不是归约论的和解释性的图式和“模型”。进而言之，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

　　国际关系学当然也是一门以研究国家之间关系为主的学科，但其学科基础主要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中，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在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时相对关注一国历史和环境因素外，后来的新现实主义流派等为了追求理论的简约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具体国家和地区采用了抽象的处理方式。例如，新现实主义就质疑还原主义方法，认为着眼于单元或者国家层次，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无法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现象。国家太具体了，千差万别，无法做到简洁性和少变量，因此只有上升至国际层次，并以结构理论的整体论视角分析，才能理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结构及其互动。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国际结构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市场，而国家则是一种类似“经济人”的抽象存在，是单一国家。所谓单一国家，就是将国家视为统一体，一个“黑箱”，不考虑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央地关系、精英人物、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内部在相关问题上如何斗争、辩论不是国际政治关心的。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华尔兹的结构理论中，不关心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也不关心这些国家是革命型的还是合法型的，是专制型的还是民主型的，是意识形态型的还是实用型的。抽象掉除去能力之外国家所有的属性，也抽象掉国家的一切特质及具体联系。

　　传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也认为从政治家的动机或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去寻找外交政策的线索是无效和靠不住的，只有以权力所界定的利益概念才使得国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成为可能，也使得它们出现在可以理解的统一体内。他在《国家间政治》中没有去探讨国家的内部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即便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具体研究的方法论上与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但国家和地区依然是基本研究单元，并同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新自由制度主义借鉴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如认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承认单一、理性国家论以及从国际结构层次观察的整体主义视角，同时更多地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和假设，如交易成本、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有学者也指出，英国学派第一代代表学者马丁·怀特的《权力政治》同样认为世界政治主要包括国家在外交方面的相互关系，并且论述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显然与现实主义很相似。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的共有理念也是能动者，主要也是单一理性国家在互动中建构的。

　　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的国家乃至地区与区域国别学的国家和地区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国际关系学主要研究的是国际体系和结构，关注的是结构中的能力分配，特别是“极”的格局。巴里·布赞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可以总结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3+3的全球权力结构，英国、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法国作为大国。在冷战和非殖民化时期，存在着2+3的全球权力结构，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中国、日本和欧盟成为大国力量。在冷战后的第一个10年期间，全球权力结构转向1+4，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作为大国。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特别重视大国在国际体中的权力和互动，研究的国别对象相对有限。此外，国际关系学大多认为结构决定过程和体系单位的行为方式，因此它同样不去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它们的友谊和敌意，它们的对外交流，它们形成的联盟，以及它们之间接触和交往的水平，而是仅仅观察国家间的主导秩序的类型，观察在这个秩序内国家间的能力分配情况。

　　总之，国际关系学的国家看重的是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国家的具体特征，华尔兹就说过，国家是功能相似的单元，“在无政府领域里，单元的功能相似，并且趋向于保持这种相似性。”而具体特征正是区域国别学要重点研究的。与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追求普适性、规律性的一般知识不同，区域国别研究追求的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基于在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有效率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

　　二、研究方法：多学科Vs.交叉学科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多学科的发展进程。最早的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运用的是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例如，作为现代现实主义流派鼻祖的修昔底德其实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将这场战争的全貌做了整体性叙述，既生动又真实。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流派最为核心的命题，即安全困境问题。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人则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状态，即自然状态、国家权力等都做了深刻的剖析。到了传统现实主义，一批学术大家，如撰写《二十年危机》的爱德华·卡尔、《国家间政治》的汉斯·摩根索等，也在写作中采用了历史文献分析法，通过大量案例来研究国际政治。例如，摩根索的著作横跨数千年的世界历史，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写到美苏冷战、美伊人质危机。据胡宗山的研究统计，该书在行文中对人物原话、对话、相关历史和现实文献的一般性直接引用为119个、较为正式的案例164个、一般性例证78个、大段的文献、人物对话直接引用达到95个。

　　此后，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在不断追求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同时，开始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路径。首先自然是政治学，政治学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甚至贾斯廷·罗森伯格指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它只是作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延伸出现的，一直被困在一个借入的本体论中”，他将其称为“政治学的囚笼”。然而，国际关系学理论也一直在政治学的基础上，不断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努力拓展。例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华尔兹多次把国际政治理论同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做类比，而其理论中的国际政治中国家属性的理性假定，就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假定。新自由制度主义克服了以往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的描述性方法居多的缺陷，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即以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视角。罗伯特·吉尔平始终致力于从经济角度来探索政治行为，其对霸权周期的研究分析使用了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供给需求曲线以及收益递减曲线等规律，由此论证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个拐点，即进一步变革所需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均衡方可停止。罗伯特·基欧汉将科斯定理颠倒过来并与市场失灵理论相结合以分析国际制度，其中对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不对称性信息这些术语和相关原则的运用使制度在合作中的地位和功能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例如，国际制度能够使各国政府合法谈判并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从而为合作提供便利。制度及其中的报复条款可以使政府间的不对称、不充分信息、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效减少，这就可以缩小预期行为的领域，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大合作的可能性。

　　又如，建构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上的“社会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诸如简单学习、社会学习、传授、认知进化、社会化、社会网络、制度化、集体记忆、文本、社会事实等社会学概念成为认知国际政治的工具。另外，诠释性的方法，如谱系学、符号学、叙述分析、认知图谱法和象征分析也嫁接到国际关系学科上。同时，建构主义特征之一就是强调了主体间性。温特认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文化模式，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是由国际社会中行为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再如，伴随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国际关系学开始注重运用认知理论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外交决策或国家行为的研究。最为突出就是罗伯特·杰维斯，他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从而丰富了对国际冲突的理解。他发现心理学理论中的三种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从而得出结论：许多国际冲突的产生并非源自冲突的利益（如稀缺资源），而是植根于相异的理解模式（如不同的认识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关系学虽然借鉴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主要集中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语言等学科，而且基本是研究国外方面的相关问题，对国内问题也主要是从外交方向切入，缺乏对国别和区域的全方位研究。这既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化实证主义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反映。由于将国际体系理解为同一文明，即西方文明孕育产生的民族国家体系，从而忽视了国家文明的多样性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差异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没有非西方社会的位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了东南亚历史发展后指出，发展中国家多是官方民族主义类型，即由国家政府推动形成民族主义，这就颠倒了传统观念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衍生关系，即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科学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复杂系统是一种非线性系统，它是由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自适应性主体和多个相互依赖、协同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涌现性和共同进化的特征。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系统”经过了双重简化处理：一重简化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将复杂系统简化为一种线性因果关系的简单系统；另一重简化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政治权力关系。因此，这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不适应复杂系统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无法还原为抽象的国家，而应该是具体而丰富，具有一定自适应能力的国家。同时，国际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国家线性权力关系，而是国家、地区、全球的多维的非线性关系。

　　作为交叉学科而产生的区域国别学，除了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需求外，就其学科本身而言也是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一定不是简单的学科借鉴和叠加，而是在系统思维指导下跨学科的融合与创新。一方面，除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外，区域国别学还涉及民族、语言、文学、宗教、民俗、地理、气候等学科，跨学科融合特性更加突出。它不仅与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也有着紧密联系。例如，区域国别学与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掌握对象国及地区的语言是区域国别学的工具和基础，同时可以通过研究语言和文学发展了解该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点。区域国别学还与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有联系，主要体现在与国别和地区相关的文明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理环境研究。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还重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这也决定了在研究手段上的基础是跨学科的情境导向研究，更加重视研究的地域性，借助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工具，做好田野调查，从档案、一手文献入手，从而充分反映各国、各区域的文明、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现实的多样性。

　　近年来，随着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讨论的深入，其复杂性的特征日趋明显，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王展鹏指出：“区域国别研究围绕特定的重大问题超越学科和地理的界限开展研究成为常态：国家内部问题与区域问题、全球性问题的联系显著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成为基本表征。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从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问题，向贯通国别、区域和全球的复杂问题转变，这一转向也推动着区域国别研究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走向超学科阶段，逐步形成独特的研究议程，建构自身的学科身份。”

　　在学科理论构建方面，区域国别学已经提出了国际区域、区域连接等概念，从地缘、人文、利益等维度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区域之间关系的复杂逻辑。此外，区域国别学特别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因此一方面会更加注重与实际部门的共同培养，另一方面，也会不断打通学科藩篱，文理贯通，技术更新，在交叉中形成政策突破和决策创新。

　　三、知识体系：从西方到“他者”

　　国际关系学原有的知识体系主要以西方为中心，而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弥补这一偏差，更多地研究和借鉴一些他者的知识。

　　国际关系学，一般认为始于1919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应该再提前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以1919年作为国际关系学奠基之年，也有一定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造成了巨大创伤，需要研究和理解国际政治的动因，以最终超越战争。就是从那时始，国际关系学成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制度化。

　　西方各大高校和智库开始设立了国际关系学研究机构和专门的教职，对国际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正如传统现实主义大家卡尔指出的，1914年前，国际政治是外交官的事。1919年，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设立伍德罗·威尔逊教席，并为国际联盟提供支持。此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通常称为“查塔姆研究所”）于1920年成立并于1922年出版《国际事务》专业杂志。1924年，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成立欧内斯特·卡塞尔国际关系教席，1927年在学院内成立了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学系。1930年，著名的牛津大学设立了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教席。

　　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程度超过了英国，设立了与国际关系学有关的院系、研究所和智库。1921年，著名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1923年自由国际联盟重组后成立了外交政策协会。1919年，美国乔治城大学设立了爱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这是美国第一个区域研究中心。此外，在欧洲、日本、印度等也有相应机构。中国应该是比较落后的，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几家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国际关系学奠基于1919年，但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逐步形成则远远早于1919年，而且是以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希腊、罗马、基督教世界、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构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西方学者讨论国际关系时，时常喜欢以英美的历史案例作为讨论的话题。例如，形容中美战略竞争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借用了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即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又如，新帝国理论，以罗马帝国作为参照，鼓吹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起帝国的重任等等。总之，1919年成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思想资源都来自欧洲，代表了少数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观点。按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的说法，这主要是以“西方中心”视角出发的所谓现代性的国际关系学。

　　但随着二战结束，冷战爆发和非殖民化进程，外围的国家也开始不断进入国际社会，原有理论构建明显落后于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因此，二战后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从知识体系而言，开始逐渐关注西方之外的他者。这一方面当然是服务于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外政策需要，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学术界的某种学术自觉和反思。

　　其实，对西方之外他者的关注并不只是二战后才开始。在欧洲，事实上随着殖民地的拓展，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关注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只是没有形成像二战以后美国那种制度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欧洲对他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的《风俗论》。《风俗论》所关注的是各民族的风俗，同时也研究这些风俗后面隐藏的民族精神与心态，不仅关注了欧洲主要国家，而且还关注了美洲、叙利亚、埃及、印度、中国以及犹太、阿拉伯民族，可谓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大洲，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精神和风俗。由于关注了欧洲之外的国家民族，《风俗论》因此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世界史”。书中开头就瞩目东方，特别是他对中国文明和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予以充分肯定，强调“东方给了西方一切”。这是“第一次欧洲的标准由非基督文明的业绩来度量”“欧洲必须学会从外部来审视自身”。1779年，欧洲又出现了“东方学”，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经济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这也可以说是西方研究亚非文明的学科。

　　二战后，作为美国知识生产体制的重要环节，区域研究一向充当美国世界战略的智库角色。但对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也还是提供了某些非西方的视角和知识。

　　在殖民时代，东南亚研究仅仅是少数宗主国官员把玩的冷门学问，但随着冷战升温，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有关东南亚研究一跃成为美国大学炙手可热的专业、并得到各大基金会的慷慨赞助。《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就指出：“东南亚研究成了宗主国教授们的领地”。作为东南亚研究专业出身的学者，安德森自己也常年奔走于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使之在研究中往往具有一种他者的比较视角。1998年，他出版了论文集《比较的幽灵》。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置身于这一陌生文化内部时，不得不学着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欧洲的感受，就仿佛透过一架倒置的望远镜进行观测。这一近在咫尺却又恍如隔世的双重感触，即是所谓的“比较的幽灵”。

　　在他的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从而彻底逆转了民族主义发源于19世纪初的欧陆，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都不过是拙劣的模仿品这一西方的正统历史叙述，不再将民族主义的历史讲述为一个从欧洲向世界扩散的故事。历来的民族主义研究都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视为一种向全球扩展的体系，并以此为主要视角分析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而安德森却倒置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欧洲的产物，恰恰相反，最早的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北美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即一种远程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最早的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全球关系的产物。

　　又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内卷”和“剧场国家”理论，都是在西方以外世界田野研究的成果。格尔茨通过在印度尼西亚调查时发现，爪哇岛资本缺乏、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等，无法将农业向外扩展，致使增加的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格尔茨用“农业内卷化”来概括这一过程。后来，这一假说被推衍到文化模式，即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此外，通过对印尼巴厘岛上尼加拉这一缺乏强烈领土意识、严密组织结构和专有属民，但呈现出对“展演性”公共仪式的极度痴迷国家的研究，格尔茨认为，现代国家不能成为国家的唯一形态和固定模板。现代国家同样是特定文化观念的表达，是特定历史经验解释传统的产物。换言之，强调领土、主权、属民的现代国家，虽然在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认为是普世的观念，但与强调展演性仪式、分散性权威、偶像化王权的尼加拉一样，都是文化意义上“地方性知识”。这个观点，大大扩展了对国际关系中最主要单元结构国家的认识广度。

　　又如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在1968年所作的《中国政治的精髓》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同样，“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也适用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经历过辉煌时代、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非西方国家。因此，曾经是伟大文明的民族国家崛起模式确实是国际关系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更加重视他者的知识对国际关系学的贡献。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合著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更愿意将“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来。他们将从19世纪到1945的世界称为全球国际社会1.0版，以西方殖民主义为特征，从1945~2008年称为1.1版，虽然结束了殖民统治，但依然是以西方中心为主导并以西方——全球形式为特征。2008年以后是1.2版，国际社会中西方的主导地位日趋让位于一种深层次的多元化形式，其中有许多财富、权力和文化合法性中心。相应的国际关系学科也经历了1919~1945年的第一次创立，1945—1989年的第二次创立，目前是第三次创立，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以中心与外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为出发点，重视“他者的崛起”。

　　四、结语

　　面对既复杂又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区域国别学的实践导向，就是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而国际关系学研究事实上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常也约定俗成地被美国学者叫做“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二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因此，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相关度比较高，是相互交叉又各有覆盖的专业领域。特别是国际关系学核心理论支撑的国际政治中就有一个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外交学。外交学侧重于研究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活动，主要培养具备交际和谈判能力的外交家或涉外活动家。同时，其实践性体现在研究外交手段和技巧、外交礼仪和规范等。而区域国别学中，虽然目前并没有将外交学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但实际上，外交制度倒是产生于国别外交实践，起始于15世纪意大利的常驻使节制度，并在16世纪流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并传播到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主要是为了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区域国别学与一国外交实践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因此，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链接点就是外交理论与实践。此外，随着外交由政府外交向公共外交等领域扩展，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还可以与国际传播学、国际文化学等交叉链接，以区域研究为切面，结合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透视、以跨文化比较的综合路径系统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外传播方式，增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今后的外交学，应该超越传统政府外交，而呈现出交叉性的大外交学特点。当然，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还可以在创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中实现交叉链接。例如，在“一带一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球治理理论。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