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在此背景下，国内兴起了区域国别研究浪潮，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认知不断深入，逐渐破除将区域国别等同于国际关系学的观点。然而，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两者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何通过国际关系研究促进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仍然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有赖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支撑，实现两者间的交叉融合。但是，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探讨如何克服这些差异，找出相互融合的方式。

　　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含义较为广泛，却不可否认两者在研究路径上有明显不同。一方面，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是明显例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科学化取向，采取抽象与概括的方式，遵循演绎的逻辑和实证主义方法，导致国际关系研究重视探索宏观问题，越来越不注重具体的历史与文化。例如，新现实主义忽视国内政治，研究由权力分配构建的国际结构约束国家行为的逻辑。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则致力于获取地方性知识，不以普适性知识为目标，实用主义诉求塑造了其特征，强调语言学习、重视田野调查和超越人文与社会科学边界的多学科对话，深入挖掘当地历史与文化，基于诠释性路径获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区域国别研究过于注重地方性知识，较少重视对知识的抽象和概况，使其在认识论上缺少独立性和主体性，仅仅作为案例而存在。

　　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需要克服上述研究路径差异，文化理论是较为重要的方式。具体来说，需要思考如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兼容历史与文化，在区域国别中如何理论化历史与文化，以克服彼此不足，实现双赢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忽视文化，新自由主义承认观念（文化）对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却仅将其视为中间变量。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论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逐渐增多，并多从三个方面探讨。个体层面，在理查德?内德?勒博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个体心理存在三种行为动机，分别是欲求、精神和理智，与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财富、权力和安全相关联。体系层面，国际组织并非国家仆从，因其是官僚机构，垄断合法性知识生产，使其成为自主行为体，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权力来源。国家层面从差异性文化根源入手，探讨国家历史与文化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为两者融合作了有益的探索，理论化程度却有待进一步提高。文化理论认为，理论包括形上元和形下元两部分，后者发挥感知功能，注重从外部吸取信息，接收并传递到形上元。前者为认知功能，处理后者传递过来的信息。形上元由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孕育产生，带有鲜明的文化特性。例如，作为社会事实的眨眼，因文化塑造的形上元差异，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在西方眨眼意味对某件事或人感兴趣，在我国许多地方含义刚好相反。结合国际关系理论，对区域国别中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理论构建，有助于实现两者交叉融合。

　　比较地区主义为两者融合提供了较好的案例。一方面，比较地区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地区和区域在研究对象上有较大重叠，使其成为连接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桥梁。含义上而言，地区主义探讨地区国家合作与一体化，地区大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它们的一体化政策深受其历史与文化影响。进一步来说，理性是国家行为的动机，因历史和文化差异，有不同的理性理解，构建出差异性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塑造出多样性的地区。首先，工具理性是理解欧洲国家行为的主要方式，采取结果性逻辑，意味着国家间合作难以克服承诺可信问题，组建超国家制度是主要方式，构建出欧盟超国家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其次，关系理性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行动逻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密切关联。关系理性是依托于亲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规范，而非外在制度构建社会秩序，成为解读中国地区实践的重要视角，上海合作组织是较为典型的案例。最后，荣誉理性对于理解俄罗斯的行为有较大帮助。因地理和历史影响，也与它和西方关系变动密切相关，俄罗斯人特别重视荣誉。荣誉理性下，鉴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打压，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博弈视角制定地区一体化政策，与欧盟和北约开展对抗。与之相反，中国尊重俄罗斯的诉求，彼此有着较高的政治互信关系，促使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密切互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

　　总之，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需要走出“西方中心论”，倡导多元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区域国别研究不再局限于诠释性和“移情式”研究，摆脱地方性知识的局限。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立足不同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并对其进行理论化，提炼出地区一体化的逻辑，实现地区建构，较好地说明了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实现融合的途径。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