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呈现出里程碑式发展。一是各方都极为关注“金砖扩容”,自2011年南非正式成为第五个“金砖国家合作伙伴”成员之后,这将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首次迎来新的成员;二是在美西方动辄利用货币金融制裁和打压其他国家的时刻,金砖国家开始集体商讨“去美元化”的替代性方案,这将是国际金融货币秩序进一步深度演变的动力。在这些新动力之外,推动金砖国家发展久久为功的强大力量始终是以共同发展为最大公约数,也正是立足于发展,增长了实力,金砖国家才有充足的底气和吸引力。
围绕发展问题的两股力量和两种声音
在“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上,国际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少国家贬低发展中国家地位,打压发展中国家立足于本国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致辞时指出:“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8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再度指出:“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有观点认为,发展不是新问题,美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发展议题,二战结束以后甚至还成立“发展经济学”作为专门讨论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因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从结果看,20世纪8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最低的一个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重视发展问题,但是发展的成绩不好。拉美学者提出“依附理论”,试图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角度分析“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是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普雷维什曾表示,中心国家不考虑外围国家的国家利益,因而外围国家需要自己进行理论创造。对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图景是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整体下滑,从20世纪初相当于美国的70%下跌至20世纪末的30%。基于这样的历史实践,拉美学者难免得出悲观的结论,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发展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可以搞的,发展可能是某些国家、某些族群的“特殊才能”。
进一步审视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四十多年,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升腾主要是后半段的事情。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时,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4%下降至16%。冷战结束后,这一股力量逐渐上升。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首次突破30%,2018年占比首次突破40%。因此,真正需要加以重视的是21世纪以来这一时期的发展实践经验。将这一时期与冷战时期相比,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经验性认识,即冷战和对抗不利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这一段时期与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崛起密切相关。“金砖国家”原本是国际金融市场使用的概念,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转化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关键力量。新兴市场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是发展速度较快,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中地位日渐重要。笔者曾基于21世纪以来的增长图景,界定了32个新兴市场国家,并称之为“E32”。从经济总量占比看,E32的分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的140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差无几。也就是说,从国际力量对比看新兴市场,那么需要纳入的国家数量可以减少五分之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占“E32”的比重已从21世纪初的20%上升至目前的接近一半,而目前列第二位的印度占比为8.7%。占32个新兴市场国家总量的比重超过2%的经济体包括韩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沙特等7个,同时这些国家也均是G20成员。
重视共同发展的联合国议程和全球发展倡议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再度强调“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代国际社会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这种群体性崛起,改变了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引起了霸权国家的打压。因而,发展问题已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正在引发地缘政治竞争。2018年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对华肆意围堵打压。美国坚持的错误说法是,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不足,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但是,在西方经济力量占比下降之后,之前基于绝对主导的经济力量基础所形成的一套观念和制度也会随之改变。过去20多年,美西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西方也在反思这一结果。今年4月,美国提出了所谓“新华盛顿共识”,主动放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旧华盛顿共识”,已表明西方的理念和原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在“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上,西方国家也正在做出改变。
无论从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总量看,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在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同意为今后15年实现这些目标而持续努力。在这17个目标中,第一个目标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认为其要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正是看到疫情对全球减贫成果的巨大冲击,看到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问题,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获益良多,也有责任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提供中国助力,特别是分享有关发展的中国经验和理念。在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再度强调,要聚焦务实合作,特别是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等领域,促进经贸和财金领域往来与交流。与在其他高层论坛的重要讲话略有差别的是,习近平主席在此行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将促进共同发展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进一步体现出“金砖国家合作伙伴”是结伴而不结盟,聚焦于经济和发展议题而不是构建封闭式的地缘政治圈子。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的中心位置,是当初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本义。此次会晤也再度表明,要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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