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鲁朵制度是辽朝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有辽一代之大法。由于《辽史》对其撰述过于言简意赅，后世学界对其制度内涵及其运转机制的认知争讼不绝。杨逍先生是近年来对辽代斡鲁朵制度研究用力颇勤，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年轻学者。读罢杨逍先生《辽代斡鲁朵研究》（研究出版社，2025年5月版），既绽放出“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学术光芒，又油然而生“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的辨章学术之慨叹。

　　《辽代斡鲁朵研究》以辽代特有的斡鲁朵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的考证与分析，揭示了这一制度在辽代政治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核心作用。撰著者在梳理了斡鲁朵制度的渊源、构成与功能的同时，更以“活的制度史”之研究范式，动态地考察了斡鲁朵内涵及其运行机制的演变，深刻反映了辽代从部族国家向中央集权王朝转型的复杂历程。

　　在笔者看来，《辽代斡鲁朵研究》首要学术贡献在于对斡鲁朵制度的结构性解构。撰著者指出，辽代斡鲁朵由行宫、隶宫部族与隶宫州县三部分构成：行宫对应的是辽代权力中枢的移动性统治内核；隶宫部族体现的是对部族体制“旧俗”的改造；隶宫州县则系借鉴融合王朝国家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而建置。杨逍先生的这种划分模式，打破了以往研究之将斡鲁朵简单等同于“行宫”或“宫帐”的局限性认识，展现了斡鲁朵作为复合型制度体系的复杂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撰著者并未停留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从动态的视角致力于探讨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功能互补。譬如，行宫作为移动的政治中心，依赖隶宫州县提供物资、人力、财政支持，隶宫部族则构成军事基础与地方控制支柱。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范式使该书在制度史研究中显示出“活的制度史”的系统性与理论深度。

　　方法论上，撰著者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将斡鲁朵制度的发展划分为雏形、成型、发展、完善与收缩五个阶段，成功地将斡鲁朵制度变迁自然而然地嵌入辽代宏观政治进程之中。譬如，讨论斡鲁朵雏形期时，撰著者指出耶律阿保机建立“腹心部”不仅是为应对诸弟之乱的军事需要，更是其推行汗权集中、对抗部落旧势力的关键举措，而辽圣宗以后，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加强，斡鲁朵制度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政治功能，转而更多承担皇帝日常起居与礼仪职能。这种演变轨迹清晰地反映出辽代皇权从依赖部落体制走向王朝国家中央集权体制的过程。

　　《辽代斡鲁朵研究》又一突出创新在于对斡鲁朵制度之“因俗而治”特征的深入阐释。撰著者强调，辽代斡鲁朵制度既保留契丹传统的行营、部族组织等元素，又吸收王朝国家之州县制度、奉陵邑制度等，体现为“兼采蕃汉”的政治特色，譬如隶宫州县虽在行政建制上模仿王朝国家州县，但其人户来源、管理体制与经济职能仍深刻依赖于斡鲁朵制度的运行机制；而奉陵邑制度则结合王朝国家陵邑制和契丹旧有的“分地”传统，成为连接皇权、祭祀与地域控制的重要节点。这些分析不仅丰富了学界对辽代制度复合性、整体性的认知，亦为理解中国北方游牧族群建立的王朝国家的统治模式提供了典型案例。

　　尽管《辽代斡鲁朵研究》将辽代斡鲁朵制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在结构与方法上均有所创新，但仍存在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譬如对斡鲁朵制度之隶宫州县的赋税征收、物资调配与手工业管理等方面尚有深入细化的空间。当然，撰著者能够将辽代斡鲁朵与元代的斡耳朵等中国北疆游牧族群的同类制度给予比较研究，或许会更清晰地凸显辽代斡鲁朵制度在中国北疆游牧族群建立的王朝国家制度序列的地位与特性。

　　总体而言，《辽代斡鲁朵研究》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撰著者通过细致考证与宏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还原辽代斡鲁朵制度原貌的同时，亦深刻揭示出辽代斡鲁朵制度在其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该书的出版无疑将辽代斡鲁朵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同时亦对中国古代北疆游牧族群建立的王朝国家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证参考。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