А.И.科尔加诺夫,男,1954年生,俄罗斯莫斯科人,经济学博士。现为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以下简称莫斯科国立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专家。曾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经济系比较研究室主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尔加诺夫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89—1990年致力于团结苏联共产党内部的独立马克思主义力量,积极参加苏联共产党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活动,撰写了该派别的纲要草案。1990年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科尔加诺夫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传播,一边积极著书立说,一边积极培养马克思主义接班人。他参与了《选择》杂志的创办,积极参加“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的活动。2017年,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成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科尔加诺夫积极支持并参加该中心的各项工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苏联时期的经济制度、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过渡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发表各类学术文章逾200篇、著作多部。代表性成果包括《技术发展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互作用》,与А.В.布兹加林合著《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整体,其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相互依存。要解决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众所周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近几十年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视角看,人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现代化的生产立足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离不开工人、科研人员和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们的素质的不断提升。考虑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所有变革的主要主体——人——的重要性,制定新的对策迫在眉睫。与中俄两国在贸易、建设和投资领域的合作类似,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两国的合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领域的合作不仅是一个双边进程,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开放和平等互动的一个范例,是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的一步。为进一步深入认识相关问题,我们专访了莫斯科国立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专家、经济系教授А.И.科尔加诺夫及其两位同事。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应对21世纪的挑战指明了方向
▲(采访者简称▲,下同):А.И.科尔加诺夫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和同事们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所在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获得了俄罗斯基础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资助项目。请您谈谈,通过该合作项目,您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哪些认识。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谢谢!首先要说明,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认同度不断提升的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中国提出,是为应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而给出的一个战略性发展方向。所以,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21世纪人类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与中国合作方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应基于文明、民族国家、个体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文明层面看,现今学界谈及的西方文明常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丰富发展自由和民主原则,以及为经济繁荣创造条件,曾作出重大贡献,但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尖锐,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尤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特征越来越凸显出来。一方面,资本无休止的自我增殖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不断向全球扩张,今天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现在资本的无限扩张性与人类的家园——地球——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即“资本主义和它所创造的‘消费社会’正在耗尽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直接威胁到人类的进步,而且直接威胁到有理智的人的生存”。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直接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存续。
从民族国家层面看,“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刻画了晚期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指出:在全球层面,处在“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处在“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攫取帝国主义的租金;在一个单独的民族国家内部,金融资本剥削实体经济部门,攫取内部租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外围”国家,得以确保本国公民享有高工资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利用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来实现其自身目标,同时不受限制地消耗地球有限的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个体层面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精神奴役问题是主要问题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阶层不惜利用人性的弱点来保住权力并获取最高利润。在国家没有充分注意培养并鼓励人们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的大背景下,对贪婪、极端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等人性弱点的利用常常达到极限。西方精英通过大众传媒和教育体制对民众实施意识操纵。意识操纵是一种强迫一个人“自愿”做出违背其切身利益的行为的方法。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犯罪率、精神疾病患病率、自杀率居高不下,已成为“黄金十亿”国家的标志。资本主义制度在个体层面上还会产生人的异化问题。
▲:А.И.科尔加诺夫教授,经过从文明、民族国家和个体三个维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您得出了什么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人类文明层面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作用濒临枯竭,正在走向历史进步的反面,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频繁诱发全球性危机;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在许多情况下,有关行为体刻意固化现有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中心”国家的福祉以牺牲“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最终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均产生不利影响;在个体层面上,资本主义展现出的特点是,人有丧失人的属性、变成工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螺丝钉”)的风险。
那么,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呢?在人类历史上,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们进行过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包括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到国别社会主义建设等实践,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被探讨。当前中国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十分重要,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实现必要变革的关键因素。
二、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А.И.科尔加诺夫教授,关于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认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请谈谈您的思考。
●:好的。我想谈谈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生产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方式,经济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并非由经济决定,换言之,社会发展的衡量尺度不是以经济为唯一标准。如果经济目标完全独立存在,就会导致人类陷入困境。我们正在见证这一点:为了取得经济成果而毫无节制地扩大生产,扩张销售市场,导致人类面临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的困境。
人类发展目标取决于文化水平。文化水平决定了我们的目标是推动人的道德水平提高,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无节制地过度消费。那种过度消费甚至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向着有利于丰富真正的人类文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提出当代发展的一道“绝对命令”: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必须在专家的思考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我们的行动中成为最基本的立场,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取得社会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人的道德水平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的进步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必须确保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必要的经济制度,它们将为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必要的空间。但是,如果不丰富人类文化,就不可能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此,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这一切都表明,俄中文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和中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彼此交流,相互借鉴,两国文化就可以为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激发作出重大贡献,既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又能造福全人类。此外,确定文化交流互鉴这一目标本身就已经为俄中两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正是“有文化的人”,才有能力引导社会生产的发展指向完善人自身,而不是指向耗尽地球资源的无节制的消费。而这个目标——让人发展、使人完善、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要求我们不仅关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经济方面,而且关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文化方面,就本质而言,文化方面才是这种发展的指路明灯。
三、“人的主观能动性”概念的特征及其关涉的重要范畴
▲:Н.Г.雅科夫列娃女士,您能更深入地谈谈有关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吗?
●: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领域,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合作的主要理念,首先就是强调确保技术主权。这在当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对俄中两国尤为重要。必须确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概念及其在经济领域的特征,这些对于构建经济领域的主权特别重要。
一些学术成果立足于甄别“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力资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理论研究。在此,我们需要指出,透过经济理论的棱镜研究人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最常使用的就是“人力资本”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表明:一是承认人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二是承认人在社会中的多样性,并把人的活动归结为人是实现财富增值的要素。由于“在现代经济中,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资本的形式,因此产生出一种假象,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以‘人力资本’的形式来实现的”。事实上,在两者关系中,“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变体,这个变体反映的仅仅是个体收入对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及由此获得的额外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实现国家技术自主和捍卫国家技术主权的角度来看“人的主观能动性”概念,则它不能局限于定义劳动力的那些指标——技能水平、劳动力成本、每周工作时间、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等。在现代经济中,就业人口的创新(创造性)能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可以凭借一些间接指标进行衡量,如开发的新技术的数量、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科学出版物的数量等。
在整个20世纪,人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人的创造力,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社会是培养人、发展人及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要空间。正是在20世纪,社会领域从经济中独立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改变。
在社会领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关键就在于社会人文领域,包括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等。教育领域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正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人发展了自己作为人类个体的品德和创造力,获得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创造性元素在劳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些能够在工作中使用创造性元素的就业人数不断增长。这类工作人员受过高水平的教育,具有创造力、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精神需求,他们需要一个面向社会的生活环境。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现阶段的教育必须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然而,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市场导向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现代经济中,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领域——卫生、文化、科学——都服从于市场机制,市场成为这些领域的主要调节器,资本主义关系在其中发展起来了。
由于尊崇市场导向,教育、卫生、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目标发生了转变,即偏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转向了市场至上。这也导致在某些公共福利(在市场条件下这被理解为服务)获取方面的不平等日益加剧。
四、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在当前的情况下,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关键何在?请问Н.Г.雅科夫列娃女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教育领域是培养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关键领域。当前由于教育部门奉行市场至上方针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是全球性的,在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中都存在。俄中两国已经在教育领域采取措施,应对社会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带来的风险,包括青年获得不同等级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教育机构资金资助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衍生问题的深化,使得旨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教育目标无法实现,而实现这些教育目标,是支撑高水平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
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的一个方向是,在教育和其他社会人文领域奉行社会至上的方针。在该方向上首先要迈出的几步是:将教育、卫生和文化打造成人人皆可享用的领域,使个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收入)如何,都能终身受益,这意味着由国家支持的相关福利的免费获取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一个平等的关系体系,在该关系体系中,社会支持低收入群体和那些受到其他限制以致无法获得社会和人文领域的优质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社会群体。
近20年来,我们观察到,中国政府为解决上述教育领域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实施农村地区教师资助方案;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资助,提供在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接受免费教育的机会;遵循“钱随人走”原则,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引入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支持有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创办私人企业、创业公司的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的学校工作;在全国统一了义务教育经费标准,提高农村学校的经费保障水平;等等。对俄罗斯而言,中国的做法提供了一个积极并稳步解决教育领域问题(包括提高接受教育的机会)的范例。
▲:在激发本国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中俄两国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那么,请问Г.А.马斯洛夫先生,具体应如何开展合作呢?
●:俄中两国在激发本国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开展的合作,既可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进行,也可以根据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在单独设立的计划框架内进行。为此,俄中两国尤其需要加强在教育领域的合作。
当前存在着一些阻碍俄中两国在激发本国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展开合作的因素。比如,根据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2022年10月的数据,在俄罗斯高等院校共有37081名中国留学生就读。世界上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达290086人。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有152715人;在英国,中国留学生有150720人。根据俄罗斯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统计数据,2020—2021学年,在中国高校就读的俄罗斯留学生共有14000名。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俄中两国需要积极鼓励大学生互换,特别是那些在确保技术主权方面占优势的专业,为此可采取包括政府财政拨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1949年至1960年苏联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科学合作实践为两国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戏剧、绘画、电影、建筑等,两国都仔细研究并实施了新的合作方式。其间,两国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且实现了互利合作,从而为当前和今后在这些领域继续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归根结底,考虑到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逻辑,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合作必须包括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密切合作,这也是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要目标。这些领域的合作将在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发展,将从根本上纠正社会关系再生产领域中市场与非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解决纯粹的经济问题时,使用非市场工具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在作出经济和政治决策时必须考虑到理论研究方向的发展,这些理论研究方向在跨学科层面考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局限在狭隘的“市场中心”立场上。可以列入此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首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谈到俄中两国科技合作的具体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经有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和“路线图”。两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和联合研究项目。它们大多具有中期性质(到21世纪20年代末),也都很重要,但考虑到在目前科学发展阶段许多基本任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强长期方案的制定将是有益的。
同时,应当注意到,俄中两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有待加强。开发包含各个学科领域学术资料信息和图书目录的数据库也应被视为该领域有发展前景的国际项目,因为自由获取这些学术著作和信息是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
鉴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许多学科领域水平相当、利益一致,都需要走上新的、更加知识集约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两国具有深化合作的坚实客观基础。这种互动也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大规模项目时,双方要消除隔阂。加强国家间互动的这种立场也符合当代科学知识发展的总逻辑。
(译者: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