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田口廉也是卢沟桥事变中的关键人物。1888年，牟田口廉也出生于日本佐贺县。作为职业军人，他曾长期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日军华北驻屯军是《辛丑条约》的产物，日本依此获得平津一带驻兵权，1936年4月，牟田口廉也任该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众所周知，第一联队驻丰台第三大队是卢沟桥事变的肇事方，牟田口廉也对于日本借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牟田口廉也在战时和战后至少撰写过6篇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所谓“真相”文章。这些文章被日本右翼视作来自“历史现场”的证言，用以佐证日本“被动”陷入战争的所谓“无预谋论”。那么，牟田口廉也通过撰写这些文章，到底虚构了怎样的“真相”？

　　妄图构建“挑衅—回击”

　　“彼曲—我直”的谎言

　　牟田口廉也是卢沟桥事变的受益者。他因在事变中表现“果敢”“勇猛”，而被日本媒介宣传为所谓“国民英雄”，一时声名鹊起，半年后从大佐军衔擢升为少将。1938年6月末，牟田口廉也应邀以文稿形式参加《东京朝日新闻》举办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他在文稿中捏造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内的抗日思潮以及官兵对日军的轻蔑情绪。他在文中提到卢沟桥事变发生的诸多细节，如7月7日晚，当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向他报告在永定河畔演习的第八中队听到神秘枪声与发现“一个士兵失踪”时，他认定此系中国军队所为，立即下令驻丰台日军部队占领卢沟桥东侧的制高点文字山（“沙岗”），以战斗队形待命。8日清晨，当一木清直向他报告听到“第二次枪声”之后，他随即向全体部队下达准备战斗之令，表示“如此则冒渎我军威武之甚，决意此际应对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进行毫不宽恕的膺惩”。显然，牟田口廉也利用参加“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的机会，在所谓“真相”问题上构建“挑衅—回击”“彼曲—我直”的基调，将事变的发生归咎于中方。

　　一个月后，日本《大陆》杂志刊载牟田口廉也的署名回忆文章《诉说卢沟桥事件的真相》，该文基调与他刊登于《东京朝日新闻》的文稿无异。然而，牟田口廉也在此文中的态度更为嚣张蛮横。如文中提到1936年9月，中日两军因摩擦而发生的“丰台事件”，尽管日军已达到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当地的目的，但牟田口廉也仍以并未解除中方部队武装为“憾事”，竟称：“今后他们若再挑起如此事件，将必定叫醒他们的迷梦。故要最迅速地解决事件，宣扬我军的威武。”由此他提到听闻“第二次枪声”后下令开战的动机，骄狂地称：“为了最迅速解决事件，对于犯错者，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给予彻底的暴击。”

　　暴露“侵华盗首”的本质

　　1940年8月，牟田口廉也升任中将，跻身日本陆军高层之列。当时日本国内已流传有“卢沟桥事件乃日方制造”的声音，为回应此说法，他在日本《公民讲座》杂志上发表演讲稿《关于事变爆发当时的回忆》。尽管仍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归咎于中方，但为了炫耀武功，他在文中毫无顾忌地披露日军蓄意挑起争端、扩大矛盾的内情，如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夜，他坚持在北平举行大规模的“军旗祭”，令其部队耀武扬威穿过北平城，此举大大刺激了第二十九军，“遂在如此状态下彼我关系逐渐险恶”。从文中可见，他对赶来交涉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极尽羞辱，盛气凌人地否定其代表权，丝毫没有和平解决事变的意愿；在听到一木清直“第二次枪声”报告之后，他认为对中方已“断难宽宥”，叫嚣“如今起事即为重大事件。现今乃日本非常重要之时刻”，特别提到“事实上乃我自己所下之判决，询问上司则是将责任转嫁于他”，表现出强烈的“青史留名”与独功意识。他还在文中坦言日军在永定河畔反复演习的真实意图在于夺取卢沟桥及宛平县城，透露日军很早就对当地地形做过细致调查，故而7月8日清晨5时日军发射的首炮即命中龙王庙中方碉堡。

　　1941年4月，牟田口廉也为陆军士官学校教官撰写题为《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的笔记。由于是针对日军军官，他在文中毫不掩饰地透露日军利用华北中日矛盾伺机而动的策略，“在数量上显著劣势的我军，主要必须通过野战，使联队全体官兵精熟于薄暮黎明及夜间训练。因此驻屯地附近的地形，甚至每个士兵都要对之暗识，以使夜间行动熟稔”，“通过模型实施训练，根据沙盘，或图上演习实施之，鉴于其结果决定出动时的编成装备等，务使准备工作周全”，“无论如何演习，每个士兵都要携带实弹30发；另使传令者经常携带手枪；演习地与驻屯地之间必须首先讲求联络方法等，要采取策略避免疏忽大意”等。他再次提到听闻“第一次枪声”报告时的心境，“当初心中浮现的感觉是‘终于发生了’”，随即“燃起熊熊的积极战斗的意识”。在听到“第二次枪声”报告后他下令，“虽然努力通过交涉来解决事件，但如大队长的报告，上午3时25分再度受到不法射击……对此绝不容许，需要果断处置”。牟田口廉也赤裸裸地将卢沟桥事变称作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天佑”良机。“第二次枪声”的出现令他亢奋不已，“我感到如此的急迫感，故下达战斗开始的指示。当时的心境的确如此。回想到因此责任，而使作为凡人的我得以神圣化，我要对拥有这种至诚通天的体验表示极大的感谢”。

　　巧舌如簧难掩侵华事实

　　1945年12月，牟田口廉也作为战犯嫌疑人被盟军收押于巢鸭监狱。次年4月初，他在狱中写下自供书《关于卢沟桥事件发端的真相》。此时，他不仅担忧盟军追究事变的真相，而且也注意到日本媒体出现“卢沟桥事件乃日本制造之阴谋”的批判之声，为了推卸挑起战事的责任，他有意识地再谈卢沟桥事变的所谓“真相”问题。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事变发生之际日军的所谓“隐忍负重”，特意“叮嘱”与中方交涉的日方人员“即使中方有可挑剔之处也要容忍之，基此推进交涉为要”。他声称自己曾对前来交涉的王冷斋说：“无论你是否有权限，为了中日亲善的大局，希望此刻坚决牵制中国军队的暴举，努力通过交涉圆满解决。”在知闻有“第二次枪声”之后，牟田口廉也又“无奈”地说道：“在此之上再看重隐忍，就会愈加增长中国军队的傲慢，使日军威信失坠，故而不得已发动自卫权。”在他看来，卢沟桥事变是日军面对中方挑衅而采取的自卫行为，“（我方）大体上以哄小孩儿戏般的心情隐忍负重，对于中方的不法行为彻底以和平方式解决，我想通过以上的说明能够使人谅解，日本谚语也有‘脾气再好也只能忍让三次’的说法，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在如此状态下发生的”。

　　1956年12月，《丸》杂志临时增刊刊登牟田口廉也的感想文《被谜团包围的卢沟桥事件》。此时的牟田口廉也早已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文中他仍坚持否定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荒唐地称日军将二十九军作为“友军”看待，然该军不解日军“真意”屡屡挑衅。当他接到一木清直关于一个士兵失踪的报告时，感到“此刻一切状况已非常险恶”，但仍告知与中方交涉的日方人员要听取中方的申明，“我方主要在于面子，只要约定今后不再射击就行。故而听听他们稳当的理由”。他刻意歪曲日军演习的目的与方式，称“在华日本陆军因预期与苏联发生战争而训练，特别将演习重点置于夜间而实施”，故而日军的举动引起中方的“误解”，“从中方来看，因认为丰台部队全部在演习，故而陷入疑神暗鬼之中”。最后，牟田口廉也还提到卢沟桥事变的“幕后主谋”，称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高层原无起事之意，然而底层军官中抗日气氛浓厚，“如今想来，对于这些下级干部，是共产党在工作”。

　　牟田口廉也在战时和战后撰写的这些文章无不具有强烈的自辩色彩，不难发现都是牟田口廉也对历史真相的选择性、利己性叙事，体现出一个军国主义分子避重就轻、巧言令色的狡黠嘴脸。战前牟田口廉也的4篇文章，考其文意，主要是为了自矜武勇与担当；而战后他的2篇文章，则是为了掩盖或歪曲他本人及所属部队挑起战端的事实。从战时的所谓“国民英雄”，到战后的“战犯嫌疑人”，伴随身份的转换，牟田口廉也不断对其证言进行“修正”，层累地构建有利于己、有利于侵华日军的卢沟桥事变所谓“真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均提到丰台事件，牟田口廉也反复强调，吸取该事件的“教训”，对于他在7月8日凌晨下达开战命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使读者自然而然产生中方因抗日意识挑起事端、日军忍无可忍加以回击的联想。在冷战背景下，牟田口廉也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宣传工作，这与日本右翼史家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卢沟桥事变始作俑者的说法如出一辙，旨在迎合右翼及美国的反共论调。

　　牟田口廉也的证言始终是日本右翼拿来为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翻案的“好文章”。历史不容抹杀，史实不容歪曲。尽管牟田口廉也的证言都是为辩白而作，但是人们还是可以看出日军筹谋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诸多线索，这些证言不仅暴露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反复挑衅中方、激化矛盾以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险恶意图，也从侧面揭示出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军已秘密做好将“演习”直接转为“实战”的诸种准备。不难理解，当卢沟桥边的枪声响起时，牟田口廉也会感慨道，这一刻，终于发生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