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古代商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唐朝时期，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译语人作为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包容的朝代，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多元，成为中西方交流的黄金时期。译语人不仅在唐朝政治、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文化、科技等领域促进了东西方的深度交流。译语人的多语言能力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促进了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与交流。

　　译语人的角色与来源

　　唐朝的译语人主要是指那些精通多种语言，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翻译和交流的人员，亦称“译人”“译长”“典客”“舌人”“译官”等。他们来源广泛，有的来自少数民族，有的是外交人员、商人和旅人，还有的是外籍人士等。他们或由家庭、学校培养，或出自官府机构。

　　据《唐六典·尚书礼部》记载，与唐朝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有70多个政权，这就需要大量人员处理外交事务。《旧唐书》记载，唐朝政府设有专门的译语机构，如鸿胪寺和中书省，这些机构不仅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翻译文书，还在外交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鸿胪寺译语人专司外事接待与口语翻译，并在外交仪式中引导礼仪程序。如唐德宗时在咄禄毗伽公主觐见、咸安公主和亲回鹘等事件中，译语人均承担了朝觐贡献之仪的传译与礼节引导工作。而中书省的翻书译语人则参与更为机密的外交谈判和文书翻译，如史诃耽和揖怛然纥，前者曾是褚遂良任中书令时的下属译语人，后者曾被派遣出使，“贞观中，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

　　根据唐代制度，译语人需要通过严格的语言考试，尤其是对外交往频繁的语言，如粟特语、吐火罗语、梵语梵文、波斯语、突厥语等。译语人需要精通汉语和至少一种外语，以便在外交和贸易中能够胜任沟通重任。译语人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接受番汉语言、唐朝外交政策、礼仪及法律的系统训练。无论是中书省译语人，还是鸿胪寺译语人，都是政府设立的正式官职，为朝廷搭建起促进民族融合、维持唐朝与各国交流的桥梁。

　　唐代还存在大量民间译语人。他们主要由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的外籍人士和少数民族担任，活跃于互市贸易、宗教传播及求学等场景。除了长安的鸿胪寺，还有在多语种的边州郡县开设的译语学校和民间译语人。如《册府元龟》记载“文宗开成元年五月敕，应边州今置译语学官，掌令教习，以达异情”。

　　促进不同地域之间的沟通

　　译语人在唐代外交中承担跨语言沟通重任，保障中央与周边政权的信息传递。《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多位出使西域的译语人，他们不仅解决了语言障碍，更成为汉朝与西域建立政治、经济联系的媒介。这可追溯至汉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大宛因欲与汉朝通商，主动“发导译抵康居”，即为其派遣向导与翻译人员，协助张骞辗转至大月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到达大宛、康居、大夏等国，归途中，乌孙派遣“译道送骞还”，由翻译与向导护送使团返回。

　　译语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翻译工作中，他们还肩负着解决重大民族纠纷和外交问题的重任。如《册府元龟》记载了袁振在贞观十六年（642）出使薛延陀时，通过精准的语言转译，促使夷男可汗接受唐朝册封。这些外交活动不仅体现了唐代译语官“传四方之语，通殊俗之情”的职能定位，更展现了语言人才在维护丝绸之路秩序、实施“羁縻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译语人在唐朝与吐蕃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时期，译语人协助处理唐蕃双方使节往来、文书传递及礼仪沟通，促进了汉藏文明的初步友好交往，为文成公主入藏等重大事件奠定了基础。据《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至长庆会盟，译语人在盟誓仪式中承担核心翻译职能，将盟文转译为双方语言，确保在“盟坛广十步，高二尺”的庄严场景下，吐蕃僧相钵阐布（钵掣逋）的宣告能被唐朝使团与百余酋长理解，同时协调了钵阐布因宗教禁忌“不歃血”的文化差异。从唐初的使节沟通到中晚唐的制度化会盟，译语人始终是唐蕃政治互信与文化交融的桥梁。

　　在唐代与大食、波斯等国的交往中，译语人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开元年间，唐朝与大食“通好，遣使献马及宝钿带等方物”，鸿胪寺译语人负责使节接待和语言传译。开元初年，大食使节入唐觐见时坚持“唯平立、不拜”的礼仪，御史台官员欲依唐礼治罪。中书令张说进谏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唐玄宗最终特许豁免跪拜。在此过程中，鸿胪寺译语人准确传达了大食使节的立场及唐朝官员的争议观点，客观上为双方达成谅解提供了沟通基础。

　　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唐朝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译语人不仅翻译文字，还在艺术、音乐、建筑等领域进行文化交流，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唐代佛经翻译主要由寺院译场承担，中书省、鸿胪寺的译人、属员也经常参与佛教译场的翻译。鸿胪寺译语人因熟悉外交文书与宗教术语，常被临时调用至佛教译场，参与佛经校勘或外交类宗教文献的翻译。民间译语人也经常在官方佛经翻译中起辅助角色。据唐晶晶的《佛教官方译场与中古的外交事业》一文，学者们在研究唐朝译官制度时很少将佛典材料纳入考察范围，直接将《册府元龟》与《全唐文》中提及的唐代中书省译语人忽视了。该文指出，参与佛经翻译活动的中书省译语人有度颇具、伊舍罗、李无碍、迦叶利沙、杜行顗，鸿胪寺人员参与佛教译场翻译活动的有达摩流支、典司宾寺府史赵思泰、司宾寺录事摄然、孙承。

　　同时，唐代译语人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将唐朝的文书制度（如诏书格式、行政术语）、宗教典籍（道教《道德经》和汉传佛教注疏）、工艺技术（造纸术、丝织纹样）以及历法知识（干支纪年）传播至西域、中亚及印度地区。他们通过翻译外交文书、协助僧侣译经、解释技术文本等方式，促进了中华文化元素的西传。唐朝的儒家经典等文化典籍也经由译语人传播到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例如，《唐会要》记载，唐朝曾多次将儒家经典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赐予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唐代译语人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外传，也促进了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波斯的音乐和舞蹈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朝，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喜爱，影响了唐代艺术的发展。在科技与知识的传播方面，唐代译语人也作出了贡献。天竺裔官员瞿昙悉达翻译印度天文著作《七曜历》和《九执历》，并在唐代传入中国，对唐朝的天文历法研究产生了影响。此外，来自西亚的医学、建筑技术等也通过类似的途径传入中国，丰富了唐朝的科技与文化。

　　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输出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成为当地的奢侈品和重要贸易商品。唐朝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独轮车、碾硙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香料、宝石、药材等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这些物质文化的广泛传播都离不开译语人的工作和努力。

　　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多民族的融合以及对外开放的胸襟，使得唐朝成为一个气势恢宏的国度，艺术与文学的繁荣更是展现了文化多样性的魅力，这些都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多元的时代。唐朝的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吸引了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商人、学者和宗教人士。

　　唐朝译语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通过发挥语言和文化的桥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融合。通过对译语人历史作用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唐朝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译语人的贡献不仅限于唐朝，他们也为后世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值得我们铭记和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